2006年10月22日清晨，北京气温骤降。八宝山革命公墓外，送别人群的呼吸在冷雾里凝成一道道白气。灵堂内，王光美同志的遗像端放正中，挽联素白。走在最前排的，是毛主席女儿李讷和她的儿子王效芝。李讷眼圈通红，却努力挺直腰板，她俯身在灵柩前低声说了四个字：“光美妈妈。”随后扭头叮嘱儿子：“一切听刘源叔叔安排，能帮就帮。”话音极轻，却被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得真切。

殡仪厅外，93岁的谷牧踉跄几步，仍坚持亲手献上黄菊；97岁高龄的老红军李老坐在轮椅上，固执地让儿孙推着进厅，用颤抖的右手完成最后的军礼。很多素不相识的普通群众自发佩戴白花，默默排队，只为行一个鞠躬礼。不得不说，气氛压抑到极点，连工作人员的脚步声都刻意放轻。

王光美为何让这般多的老同志、年轻人、甚至陌生人自发赶来？往前推一个甲子，她出生在天津的书香之家。父亲王治昌参加过巴黎和会，母亲董洁如是国内第一批女大学生。王家有十一个孩子，家教森严，却不失温情。王光美自小学习出众，数学、物理尤其拔尖。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她已拿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录取信。可1946年春天，她放下行囊，留在了军调部担任英语翻译，理由很简单——“国家更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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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她第一次与刘少奇并肩工作。叶剑英、李克农频频把这位“数学三王”请去做口译。很多年后，延安老人回忆那场翻译：“说话利落，笔记整齐，还爱笑。”1948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与刘少奇成婚。仪式极简，能算“摆设”的只有两块蛋糕。毛主席罕见地同意前往道贺，周恩来在旁打趣：“少奇同志今天最大方，舍得分蛋糕！”洞口一阵善意的哄笑声，为烽烟里的婚礼添了温度。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工作繁忙，王光美裹着朴素棉衣到各地调查社队分配，后来又远赴国外参与外交访问。1966年之后的风雨，夫妻俩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冲击。1976年刘少奇平反，王光美依旧保持低调，从未公开抱怨。有人劝她写回忆录，她摆摆手：“等我真有写的必要，再说。”话虽轻，立场坚。

进入八十年代，王光美与毛主席的后辈来往愈发密切。李讷离婚后身心俱疲，她带保姆上门做饭、打扫、陪聊。刘源在河南任职时，隔三差五给李讷寄土特产、邮珍邮，信里一句“北京天气干，记得擦护肤油”显得格外贴心。李敏常说：“王阿姨像稳稳一棵树。”2004年，王光美提出两家聚一聚，不许秘书出面，地点选在京都信苑大厦，一桌家常菜热气腾腾。刘源指着王讷的儿子王效芝打趣：“这小伙子越长越像毛伯伯戴八角帽那张照片。”满桌爆笑，老人家乐得直抹眼角。

晚年的王光美不爱出门，却对扶贫项目异常投入。1995年，她被推举为“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每年把大半稿费、补贴捐出去，还细嚼慢咽地审核每一笔农户贷款。有意思的是，她常说自己“没当成物理学家，却可以算经济账”。2006年初，亚洲开发银行专家来访，问起中国减贫经验，她撑着拐杖与对方讨论了两个小时；送客到门口，还提醒翻译：“数字别弄错，差一百就是一户人家。”

10月13日上午，这位精神干练的老人离开人世。噩耗传来，刘源从部队赶回北京，第一句话竟是询问值班员：“妈妈最后交代什么工作？”遗憾的是，没有。她走得很安静，只留下一本厚厚的扶贫台账。李敏、李讷听闻，立刻赶往医院，守在病房门口站了一夜。

葬礼结束的第三天，国务院扶贫办向社会公布：中国消除贫困成就奖授予王光美。那一天，北京依旧阴冷，刘源在颁奖现场低声回答记者：“母亲若能听到，不会自夸；她只会问，下一步怎么干。”一句朴素的话，让大厅再次陷入短暂静默。

王光美的故事至此按下句点，但那本被翻得卷角的扶贫台账仍躺在刘源的书桌上，李讷托人订做了防潮盒，说要替“光美妈妈”保存好数据。众人没有回应，只轻轻合上盒盖，把思念锁在无声档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