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太行山腹地雾气尚未散尽，八路军前方指挥部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来人正是晋冀豫军区新调来的34岁青年指挥员陈锡联，他刚进屋，就被介绍给另一位比他小两岁的纵队参谋长杨勇。两人握手时，屋顶的一滴雨水顺着瓦缝落在战图上，尴尬却也自然地化开了寒暄。谁也没想到，这场并肩作战的缘分，会延续四十多年。
抗日战争里，二人多次共同策划夜袭；解放战争中，陈锡联指挥第六纵队奔袭鲁西南，杨勇率十三纵侧翼配合，上党、邯郸、孟良崮……不少战役的作战笔记里，都能找到双方签字留下的墨迹。一次上党战役后，野战救护所里灯火昏暗，杨勇轻声调侃：“老陈，你那两门山炮差点砸到我头顶。”陈锡联呵呵一笑，回了一句，“有惊无险，老杨欠我一壶老白干。”几句玩笑，加深了这段互相信赖的战友情。
1955年授衔，杨勇成了上将，陈锡联同样佩戴上将军衔。此后道路分岔：陈锡联领38军驻守河北，杨勇领志愿军一部入朝。虽然地域相隔千里，信使却往来不断。杨勇在平壤郊外写信给陈锡联：“炮弹不长眼，愿兄多保重。”陈锡联回信只有八个字：“你守前方，我稳后方。”简单，却掷地有声。
1967年，北京气氛紧张。受极左思潮裹挟，杨勇被无端指责“有问题”，大部分职务被停。陈锡联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表面沉默，背地里却替老战友打点，能挡则挡。多年后，有干部回忆，“若非陈司令连夜飞沈阳，指名杨勇仍是同志，会场上真不知会发生什么。”这种“不多言而多做”的方式，让杨勇心里带着感激也带着钦佩。
1972年，中央安排杨勇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欢迎会上，陈锡联已是沈阳军区司令，他抬手示意所有人安静，一句“杨勇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让会场鸦雀无声。军区里流传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谁敢质疑杨副司令，就等着挨老陈的眼风。”一年相处，两人情谊愈发深厚。一次课余检讨会上，杨勇习惯性敬礼并喊“陈司令”，陈锡联面色一板：“这是战友间讲话，不是上级下级，高声官衔做什么？叫我老陈。”这一幕被不少年轻参谋暗暗记在心里。
1973年底，杨勇调往新疆军区任司令员，陈锡联奉命入京，接掌北京军区。两条线再次分开，却并未割断联系。毛泽东晚年身体欠佳，军委人选趋于年轻化。1975年初，陈锡联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消息传到乌鲁木齐，杨勇夫妇在家中商议行程。郑玉璋（杨勇妻子）语气郑重：“老杨，现在的陈锡联可是中央领导人，该改口就改口，别一声‘老陈’把礼节都冲淡了。”杨勇摆手轻笑，“他要是端起架子，那就不是我认识的陈锡联。”
同年秋天，陈锡联赴新疆军区视察。机场寒风凛冽，两位上将拥抱之后，杨勇半开玩笑地扯着嗓子，“老陈，天冷，咱屋里聊！”郑玉璋在一旁轻咳，却被陈锡联抢先打断。“老杨，你这口气没变，我就放心了。”短短两句，把气氛拉回从前。
值得一提的是，这趟视察并非走过场。陈锡联深入团营，提出让部队针对高原心肺功能再做专项训练；杨勇则抓住机会讲边防工事加固。两人一唱一和，新疆军区许多训练细则就是那段日子定下的。参谋长后来感慨：“中央领导的级别，老伙计的默契。”
1976年2月，陈锡联奉毛泽东指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那时他61岁，精力旺盛，且对政治形势相当冷静。10月6日夜里，中央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陈锡联紧急通知各大军区，“无中央军委电报，不得移动一排一班。”那句硬邦邦的口令，保证了首都安全，也令军内各种暗流无处施手。随后，他主动建议由叶剑英全面接管军委，自己退至幕后，既稳住了大局，也展示了没有个人权力欲的态度。
同年年底，关于邓小平复出的讨论浮现。杨勇别出心裁，用“休养”名义从新疆一路南下，走访广州、南京等地。每到一处，就和老部下、老战友聊天，话题自然引向“谁最适合带领国家脱困”。司令员许世友同他对坐喝茶，拍桌子说：“要论干事，还得是小平同志。”这种“口口相传”的支持，并不鲜见。等到1977年七月中央作出复出决定，军中异议声音已经微乎其微，杨勇的奔走功不可没。
遗憾的是，杨勇未能把这份热忱延续太久。1983年1月6日，他因突发胃出血医治无效去世，年仅七十岁。噩耗传来，北京西山陈锡联沉默良久，只吩咐一句：“治丧规格要体面，战友应当有的尊重，一分都不能少。”
两年后，陈锡联在叶帅建议下申请退居二线，1980年初正式离任，支持年轻干部走上前台。1999年6月，陈锡联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一封未寄出的信，收信人正是远在天国的杨勇。信里只有一句话：“老杨，我还是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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