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夜雨，把湘桂线两侧的山道冲刷得泥泞不堪。奔袭中的四野某支侦察连靠着马灯在山路摸黑前进，一名年仅二十岁的通信员嘀咕了一句：“兄弟，加把劲，前面就是桂林。”一句看似随意的话，迅速提醒了所有人——进广西，先打匪，再建政，刻不容缓。
广西匪患并非新生事物。清末民初的动荡、北伐后的割据，加上复杂的喀斯特地形，给了各路反动武装天然屏障。白崇禧在1949年11月弃桂南逃时，留下约十五万条枪和大量军火，指望以山为城拖住解放军，这股“尾巴”成了四野进军大西南的第一道暗礁。
1949年年底，四野主力已越过衡阳，而留在湘南的国民党残部改头换面潜入广西。最先动手的是钟祖培，他拉起四千人于1950年1月25日在恭城击毁县公署，三昼夜之间，十三个乡的干部被俘或被杀，老百姓惊慌失措。当地老人回忆：“那几日，打更声都停了。”
兵匪反扑的同时，绅匪和惯匪也闻风而动。大地主私设的护庄队、滞留山里的麻匪、被特务收买的流氓，迅速结盟。短短两月，全省公开活动的土匪约九万，横跨平乐、宜山、玉林、梧州、柳州等五大专区。最危险的时候，宜山一县八百余乡镇，一度有过半再度落入匪手。
1950年2月，四野广西军区奉中央军委电令，抽调十四万人实施分区围剿。作战纲领一条显眼：堵山口、守要道、破骨干、瓦解群众误投。可是，山高林密，天气闷湿，部队初来乍到，道路生疏，效果并不理想。仅2月至3月初，战斗减员就超过三千。
匪首的残忍震惊了指战员。玉林西南一带发生骇人惨案：三名运输员被破腹挖心，三十七岁的女区长被轮番侮辱后，匪徒竟用木棍刺穿子宫。目击者只留下六字：“哭声都撕裂”。这种骇人听闻的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吓退群众，逼他们为匪供给粮草。
同年3月下旬，四野参谋部将河南剿匪经验整理成《桂剿要点》，核心思路是：兵在山外，群众在山内；先打通交通线，再层层挤压。4月，45军主攻平乐、贵港重镇，以小团体包围战拖住各股匪徒，让主力顺铁路、公路向纵深蚕食。一个半月里，九万余名匪徒被歼灭，广西地图上第一次出现大面积净区。
可问题很快暴露。抓得多，审得慢；打得快，建政迟。由于没来得及发动群众，一些“真土匪”和被胁迫的普通百姓被混为一谈。6月底，中央南方局下达批评电：广西剿匪“只顾打山头，未顾打思想”。接电后，广西省委不得不把剿匪与土改合并进行。
1950年10月，朝鲜局势陡变，国内外空气骤紧。毛泽东接连两封电报发到南宁，要求“速剿速建，不留尾巴”。10月15日，第二阶段“重点进剿”打响。剿匪部队分四路：桂南、桂北、桂西北、瑶山。各路采取“三日合围、五日清山、七日稳控”节奏，以乡为单位建联防，干部连夜编造“简易土语广播”，把政策喊进深山。
有意思的是，四野在桂林南郊试点群众“反包围”。民兵打前站，穿草鞋、挑竹筐，边搜边劝，一周就让七十多名匪徒自首。一个名叫潘添福的枪手，交械后说：“原以为共产党见人就杀，想不到先给饭，再给药。”这种心理战，比单纯硬拼有效得多。
到1950年12月底，平乐、田东、贵县等17个完成土地改革的县再度被扫清，歼敌逾九万。四野指战员戏称“桂南不下雨”，其实是说匪患少了，夜里终于能睡囤房不用轮番警戒。遗憾的是，深山里的残匪仍然狡猾，靠走私盐巴、鸦片度日，留下一颗颗钉子。
1951年3月，叶剑英、陶铸抵达广西，提议“以山治山”。办法简单却见效：在瑶山、十万大山、融水等深山地带设置三十余个“剿匪基地县”，让曾参加过剿匪的老兵转为民兵，常年驻点，自织自给。四野留下两个团作机动队，一旦发现大股活动，立即合击。
第三阶段行动自1951年6月启动。两个月后，桂东南顽匪首脑莫汉章被捕，桂西北“平乐王”区凤梧伏诛。顽匪失主脑，四散各地。7月下旬，广西军区报告：三百三十七个县镇全部复设人民政权，交通线日夜畅通，全省枪支减存率达百分之八十五。
北京方面收到捷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的嘉奖电报指出：广西剿匪“军事与政治配合得当，群众路线贯彻始终，值得全国借鉴”。广西军区趁热打铁，派工作队入瑶山展开普法、扩边贸易，以彻底切断反动武装复燃的土壤。
至1951年10月，广西省内登记投诚、被捕以及战斗歼灭的匪徒共三万九千余人，扣押枪支七万把，迫击炮四百门，各类弹药无法计数；缴获和销毁的鸦片原膏高达八百余斤。漫长一年半，大山终于安静下来。
有人问，为何广西必须“速剿”？答案写在那片山岭：不肃清匪患，交通不畅，物资进不去，援朝前线就缺粮；政权不稳，群众不安，生产恢复就打折扣。剿的是匪，保的是新生政权，也是数千万普通百姓的安宁。
匪首们残留的暴行至今仍让人心惊，但剿匪过程同样提醒后人——枪杆子只是手段，群众才是根本。当年的四野官兵，不仅靠冲锋陷阵，更借千家万户的锅灶、木船、简易哨卡，织起一张严密而温暖的网。山城的夜明亮了，嘹亮号角也终归落在了稻田与学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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