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的淮海中路烟雨迷蒙，车库外的檐沟滴水声不断，常志刚看着发动机盖上那层细雾，脑子里反复盘算去留的事。几分钟前，陈毅刚刚问完一句：“小常，你想好了没有？”简单七个字，却像扳手拧紧了他的心弦。
回绝随车北上，在不少同志眼里近乎不可思议。可常志刚知道，家里那口子在上海纺织系统工作多年，刚被评上先进，他若突然调走，一家人的日子就得重新来过。再说，十年间风里来雨里去，他对这座城市的砖缝和电车铃声都生了感情。
时间拨回到1938年。那年他才十五六岁，早早跟着在交通公司的舅舅学手艺。驾驶室里汽油味呛人，却也是他谋生的依靠。七八年下来，他摸透了福特、别克、雪弗莱的脾气，连常见的小毛病都能就地修好。抗战胜利那年，他背着铺盖卷报名参军，部队正缺“识油门会拧螺丝”的人，他顺理成章被编进司机班。
在部队的这几年，活计远不只是握方向盘。首长外出的行程要统筹，夜间巡检车况不能含糊，车子坏在半路是要人命的。得益于勤快手脚和一股钻劲，他很快成了连里点名要的“轮胎大拿”。1946年3月，军调小组赴济南，他跟车护送。那趟五车同行的任务，一路尘土飞扬，却因为“老掉牙”的吉普惹来同车的国民党军人冷嘲。
真正让他出名的，是那条黄泛区临时搭的渡河路。当美军两辆新型卡车一路“轰隆”过去，国民党人抢着要跟，半道却熄了火。常志刚没吭声，挂挡、深油、稳住方向，破旧吉普偏就在水面里咆哮着冲上对岸。同行的翻译官悄悄感慨：“共产党这司机厉害得很。”消息被粟裕获悉，不到一周，调令就飞到驾驶班：常志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专车司机。
第一次给陈毅开车，是在苏北。半夜急报，前线吃紧，司令员必须连夜赶往兵团部。乡间公路坑洼，车头灯晃得人睁不开眼。陈毅在后座不住地翻地图，问：“小常，这条路能走吗？”他低声顶回一句：“能走，颠一点，不误事。”这份稳当，奠定了之后十年的默契。
外人常说陈毅脾气急，可常志刚琢磨透了：司令员急是急战机，不会无理取闹。还是在上海，当年深秋夜，司机班借不来棉大衣的事被陈毅撞见。第二天，管理部门就贴出新规：凡因需者均可领用。战友们背后议论，才知这件事是陈毅“拿自己大衣当引子”硬推下去。对常志刚来说，首长的关照不只是一件大衣，更是一份被信任的踏实。
坏运气也没绕过他们。1949年冬，陈毅夫人张茜赴外事活动，常志刚照例开车。市郊一辆失控卡车侧撞，钢板直接削进驾驶室，他当场昏厥。张茜扭伤了肩，对医护连说三遍：“先救司机。”陈毅赶到医院，拍着床栏交代大夫：“这是老常，给我把他捞回来！”二十多个小时后，人醒了，第一句是：“首长，车怎么样？”
时间再回到那个雨天。长凳上坐定后，陈毅问清了他的顾虑，只叮嘱一句：“安心留在上海，有事写信。”随后赴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常志刚而言，这既像告别，也是新篇。他的任命电报紧接着到来：上海某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保卫科科长，行政17级。当时正处干部级别改革初期，17级大约对等营级，比普通科员高一档，却低于团级，算是尊重经历又不超格。
熟悉部队序列的人都懂，战场上下来的老司机能直接落到厂里科长位置殊为不易。更何况那家钢厂是华东地区重点建设项目，保卫科肩负设备安全、原材料运输护送等要务，需要既懂汽车又知纪律的人坐镇。常志刚半年不到便拿出了手腕：厂区加装夜间巡逻探照灯，修车库与保卫室合署，突发状况救援时间缩短三分之一，成为不少兄弟厂竞相取经的样板。
他仍旧保持旧习，出门自带扳手和套筒。有人笑他当了干部还玩油泥手，他摆摆手：“车子不听话，级别高也白搭。”这些话不登大雅之堂，却透着硬朗。1955年公安、工厂保卫系统普遍提升建设标准，沪上调研组把那家钢厂列为安全示范点，常志刚获得华东工业战线“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陈毅在京忙政务，间或写信问他近况，信里总少不了一句“注意保重”。据说1957年陈毅回沪开会，两人短暂碰面，司令员笑道：“老常坐办公室也没胖，难得。”常志刚憨笑回礼，一桌家常菜，一壶老酒，两人谈起往昔山河，话不多，却舒展。
“我就是个开车的。”他常这样形容自己。十年守护首长无事故，又在地方企业把安全网络织得密不透风，行政17级并不算高，却完全配得上他那份履历。在那个万人加紧生产的年代，一位懂技术、守纪律、拿得出战场胆气的保卫科长，比耀眼头衔更让人服气。
后来钢厂扩建，他主动让贤转去技术培训班教年轻司机。课堂上，他把离合器、空滤、油泵拆得七零八落，再一块块装回去，年轻人听得目瞪口呆。他拍拍油渍斑驳的手套：“别小看汽车，会开不算本事，会养才叫本事，战斗时更是救命。”一句老话，在焊花四溅的车间里回响良久。
常志刚的名字最终没能像他当年服侍过的那位元帅一样载入厚重史册，但许多被他带过的学徒后来成为厂矿运输骨干，他在上海沪东一隅留下的印记，却实实在在拼凑进新中国工业化的底色。
司机转干部，级别只是档案上的数字，可穷尽一生的敬业与忠诚，却写在了这位老兵的转弯、换挡与守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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