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大城市解放往往伴随着炮火硝烟,可有的胜利却不靠枪炮轰鸣,反而因一个人的出现、一次特殊的劝说,让整座城市躲过劫难。
1949年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也是国民党最后的重要据点。蒋介石让20多万守军凭借钢筋水泥碉堡顽抗,还打算一旦战败就破坏城市设施,让这座经济中心变成废墟。解放军面临的难题前所未有,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毁了上海,陈毅形象地把这仗比作“瓷器店里打老鼠”,难就难在既要捉鼠,又不能碰碎瓷器。
5月中旬,上海战役打响,解放军一路推进,25日就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可北岸的杨树浦一带还在顽抗,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第37军青年军230师,8000多人的精锐部队,师长李铣已经潜逃,由副师长许照代理指挥。他们占据着最关键的位置——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还有煤气厂,手里还埋了炸药。要是强行进攻,这些民生设施肯定保不住,上海数百万市民的生活得陷入瘫痪,这是解放军最不愿看到的。
26日下午,陈毅来到27军前线指挥部,听聂凤智军长汇报战况,得知守军指挥官是许照时,还特意追问了一遍确认名字,随后立刻有了主意。他让部队赶紧找一个叫蒋子英的人,说这人住在上海,以前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授,许照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让他去劝降准管用。
蒋子英当时租住在建国西路懿园,聂凤智的电话直接打到了他家。听说要去劝说许照放下武器,蒋子英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犹豫。他不是临时起意,早在1947年,他就在王昆仑的影响下参与筹建民革上海分会,秘密为迎接解放做事。国民党撤退前给过他去台湾的飞机票和船票,他都没要,选择留在了上海。而且他早就见过解放军的纪律,战士们宁愿整齐地睡在弄堂里也不进民宅,这让他心里完全有了底。
很快,蒋子英就到了27军总部,当时担任79师师长的萧镜海(原名刘静海)换上便衣,和他一起坐吉普车往北走。当时外白渡桥一带还在枪林弹雨,他们得穿过火线,一路上都得小心冷枪,随时有危险。可蒋子英没退缩,他心里清楚,这一去不仅是救学生,更是救上海。
见到许照后,蒋子英没绕弯子,直接纵论局势、分析利害。其实许照心里早就憋着委屈和失望,不久前他奉命从南京移师上海,途经七宝时遭到毛森部队的乱枪,爱妻陶蓉当场被炸死,这件事让他对国民党彻底寒了心。蒋子英的劝说,既讲了师生情,又点透了大势已去的现实——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顽抗下去只会徒增伤亡,根本改变不了结局。
两人谈了整整半天,许照终于松了口。他同意放下武器,还当场下令拆除了埋在水电厂和煤气厂的炸药。5月27日上午9时,230师的8000多名官兵全部缴械投降,上海最后一个抵抗的堡垒被攻克,而且没费一枪一炮。
那天的上海,电灯没灭,自来水没停,煤气正常供应,电话也通畅,工厂照样生产,市民生活没受多大影响。解放军进城时,还能在街灯下追击残敌,这在战争中简直是奇迹。要是没有蒋子英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火线的劝说,要是没有陈毅精准抓住师生关系的决策,这场胜利不知道要付出多大代价。
后来有人问蒋子英的儿子蒋任刚,劝降是在电话里说的还是当面谈的,蒋任刚肯定地说,绝对是到现场面对面劝的,网上那些电话劝降的说法都不对。蒋子英为人低调,很少跟家人细说这段经历,但这段历史不该被忘记。上海解放后,蒋子英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曾向图书馆捐赠过自己的藏书,继续为这座城市发光发热。
上海解放后,荣毅仁说“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句话背后,既有解放军秋毫无犯的纪律,也有蒋子英这样爱国人士的挺身而出。
现在再回头看,要是当时没有蒋子英的劝说,要是陈毅没想起这层师生关系,上海的解放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运转,或许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就因为这样一个关键人物、一次勇敢的行动,才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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