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的上海滩，洋楼挨着土坯房，黄浦江里的火轮船鸣笛声，能盖过城隍庙的叫卖声。这地界儿本就鱼龙混杂，洋人、买办、青帮、官军搅和在一处，哪天没点新鲜事都算稀奇。可这年春天，一桩血案却闹得满城风雨，连十里洋场的洋人报纸，都抢着印号外——奉贤县知县杨某，竟被官军一枪崩在了县衙大堂上。
开枪的不是别人，是淮军刘铭传手下的兵。说起这档子事的由头，还得从一船军粮算起。
那会儿李鸿章刚领着淮军进驻上海滩，正是用人之际。他手下的刘铭传，是个出了名的猛将，打仗敢玩命，带着兵驻守奉贤，专剿附近的捻匪和土寇。这天，刘铭传的部下不知从哪捣腾来一船军粮，估摸着是从太平军那边截获的，正哼哧哼哧往营里运。哪成想，半道上撞上了奉贤县的民兵。
这帮民兵，说是保境安民，其实也就是些种地的汉子凑起来的，见着白面大米，眼睛都直了。也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嗓子“抢啊”，呼啦一下就冲了上去。军粮没抢着多少，倒是把运粮的抬夫打得鼻青脸肿，躺了一地。
消息传到淮军营地，士兵们当场就炸了锅。咱当兵的出生入死，弄点粮食容易吗？这帮乡巴佬竟敢太岁头上动土！一群丘八抄起家伙，气冲冲地就奔了奉贤县衙，要找杨知县讨个说法。
杨知县是个老夫子出身，平日里管管百姓打官司、收收赋税还行，哪见过这阵仗。看着满院子凶神恶煞的兵爷，他心里发怵，可嘴上还硬气：“本县治下，岂容尔等撒野？抢粮之事，无凭无据，休要胡来！”
士兵们本就一肚子火，见杨知县这副推诿的模样，火气更盛。有人带头踹开了县衙的堂门，嚷嚷着要绑了知县去见刘铭传。杨知县也是个倔脾气，竟捋着胡子，怒气冲冲地从后堂走出来，指着士兵的鼻子骂：“尔等武夫，目无王法，当真以为本县奈何不了你们？”
这话音刚落，就听“嘭”的一声枪响——是队伍里一个年轻士兵，被骂急了眼，抄起手里的洋枪就扣了扳机。
子弹不偏不倚，正中杨知县的面门。这位堂堂朝廷命官，连哼都没哼一声，直挺挺地倒在了大堂的青石地砖上，鲜血溅了公案上的惊堂木一身。
满屋子的人都傻了眼。刚才还吵吵嚷嚷的兵爷，这会儿大气都不敢出。杀了知县，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跑”，一群人作鸟兽散，只留下杨知县的尸体，和吓瘫在一旁的衙役。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李鸿章的耳朵里。彼时他正忙着和洋人周旋，扩充淮军势力，听闻手下兵杀了朝廷命官，惊得手里的茶碗都差点摔了。
杀个寻常百姓，兴许还能压下去，可死的是知县，是朝廷亲自任命的父母官。这事要是处理不好，别说他李鸿章的乌纱帽保不住，整个淮军都得跟着遭殃。
李鸿章连夜写了个折子，派人快马加鞭送到了曾国藩的大营。曾国藩是他的恩师，也是湘军、淮军的顶头上司，这事必须得让恩师拿个主意。
在折子里头，李鸿章把前因后果捋了一遍，只是话锋一转，把锅往奉贤县民兵身上甩：“刘铭传部运粮过境，遭该县民兵劫掠，抬夫死伤数人。士兵往县衙理论，杨知县置之不理，反恶语相向。士兵一时激愤，失手伤人，绝非蓄意谋杀。”
为了护住刘铭传，他还特意加了一句：“事发之时，刘铭传正在营中整饬军务，对此事毫不知情。”
当然，姿态也得做足。李鸿章在折子末尾写道，自己约束部众不力，致酿此大祸，“鸿章亦自愧怵，愿领其咎”。
曾国藩接到消息，着实吃了一惊。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军纪，湘军之所以能成气候，靠的就是“不扰民、不滥杀”的规矩。如今淮军闹出这等事，杀了朝廷命官，这还了得？
他当即给李鸿章回了信，信里的措辞严厉得很：“杨令身死，乃朝廷之辱，百姓之哀。其遗孀孤儿，肝肠寸断，汝当设身处地想一想。若仅拿办开枪之兵，而不责主事之将，何以告慰死者？何以服天下官吏之心？淮军骄纵之风日盛，若不严加整顿，日后必成大祸！”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确：这事不能只处理那个开枪的小兵，必须上责一级，给刘铭传一个严厉的处分。不如此，不足以正军纪，不足以平民愤。
可李鸿章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比谁都精。刘铭传是什么人？是他淮军的顶梁柱，是能替他打硬仗的猛将。要是真严惩了刘铭传，不光寒了将士们的心，他李鸿章手里就少了一把利刃。
说白了，李鸿章就是想“弃卒保车”。那个开枪的小兵，是卒子，杀了也就杀了；刘铭传是车，是他李鸿章的左膀右臂，绝不能动。
于是，李鸿章一边派人把那个开枪的士兵抓了起来，交给苏州府严讯，一边又派了自己手底下的一个监察官员，去奉贤县查办此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监察官是李鸿章的人，查办起来，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做完这些表面功夫，李鸿章又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这一回，他话里话外都在替刘铭传求情。
他说：“恩师有所不知，浦东一带的匪患，全靠刘铭传率部肃清。他一介武夫，性子是粗鲁了些，可打仗是一把好手，对朝廷更是忠心耿耿。此番之事，实属意外，士兵骄气难驯，他带兵也难啊！还望恩师体恤。”
末了，李鸿章又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方案：“拟请将刘铭传暂行革职，留营剿贼，以观后效。”
这话听着是处分，实则是保护。革职只是暂时的，刘铭传还在军营里握着兵权，等这阵子风头过了，还不是官复原职？
曾国藩看着李鸿章的信，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李鸿章这是铁了心要护着刘铭传。可淮军毕竟不是湘军，他这个恩师，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死。再者说，眼下正是剿灭太平军的关键时刻，确实离不开刘铭传这样的猛将。
思忖再三，曾国藩最终还是默许了李鸿章的处理方案。
很快，苏州府那边就判了那个开枪的士兵死刑，斩首示众，算是给了杨家一个交代。而刘铭传呢，不过是丢了个虚职，依旧在军营里呼风唤雨。
杨知县的家人虽然悲愤，可面对手握重兵的淮军，也只能忍气吞声。没过多久，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命案，就渐渐被上海滩的新消息盖了过去。
又过了几个月，风头彻底平息。李鸿章一纸奏疏递上去，说刘铭传在剿匪中屡立奇功，恳请朝廷恢复其官职。朝廷看在淮军立功的份上，不仅准了，还给他升了官。
刘铭传官复原职那天，李鸿章特意摆了一桌酒。酒过三巡，刘铭传端着酒杯，红着眼圈对李鸿章说：“大帅的恩情，末将没齿难忘！”
李鸿章拍了拍他的肩膀，笑了笑没说话。他心里清楚，护着刘铭传，就是护着他的淮军，护着他在上海滩的立足之地。至于那个枉死的杨知县，不过是这场权力博弈里，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罢了。
同治元年的这场血案，就这么轻飘飘地翻了篇。唯有黄浦江的水，依旧日夜东流，淘洗着上海滩的一桩桩旧事，和那些被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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