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初，鹰厦铁路施工进度被一纸电报催得飞快。中央军委在电报中写得清楚：东南沿海必须有一条快速出海通道，铁道兵统归王震指挥，26个月内务必通车。不少老兵后来回忆，那一年训练场还没完全退冰，他们就背着铺盖卷南下了。
部队在北方集结时，气氛热烈；可一路到福建，热带雨林式的潮气让训练有素的兵也直打喷嚏。营房不够，大家搭木棚、睡竹席，夜里连被子都黏在身上。最闹心的是隧道施工，炸药声稀稀拉拉，还没听够就停了，多数人发烧、腹泻，连搬炸药的力气都没有。王震见状，立刻命后勤把临时营房全迁到山腰干燥地带，同时派人去县里协调更多空地。电报、电话来回几次，却始终没人给准话。
在部队眼里，这只是平方公里的小事；可在某些地方干部眼里，却是能不能捞好处的大事。县政府办公室先推“领导不在”，又说“等研究”。拖到第五天，病号越躺越多，炸药堆快晒湿了，王震拎起一顶旧草帽，套件粗布上衣，独自上路。他想得简单：大白天抄近道进去，逮着县长，谈完就回。
王震越听越火，可面上仍平静。他在院子里转悠，一边和老门卫闲谈，一边摸透县长的行踪。下午四点多，一辆吉普扬尘而来。县长下车，刚迈上台阶，王震迎上去，客气话没一句，直接问：“同志，这点地批不批？”县长瞥他一眼：“你单位的事别来烦我。”说着要进楼。王震侧身挡住，用七成北方腔回顶：“我等了你一上午，不给个准信儿，工程怎么干？”
围观的人多了。县长自觉脸上无光，话也冲：“我说不批就不批！再闹叫公安！”一句话出口，他自己都觉痛快。王震并没闪，只回了两个字：“试试看。”县长抬手招呼秘书记下令，县公安分分钟赶到，把这位“闹事老头”拷上了车。
警笛划过县城小街，尘土飞扬。从后面疾驰而来的，是铁道兵司令部的吉普。副官远远就喊：“放人，这是王司令员！”警车司机哪敢擅自停车，继续往前冲。眼看要出县境，迎面驶来一辆黑色小轿车，车门一开，地区专员许清顺挥手示停。场面僵住。警卫上前喊：“这是首长！”许清顺一看，脸色变了，赶紧拉开车门，弯腰请王震下来：“王司令员，对不住，出岔子了。”
院子里瞬间鸦雀无声，县长吓得嘴唇发白。王震把手铐往桌上一放，声音不高却压人：“多谢县太爷手下留情，没把我就地枪毙。”说罢掸了掸衣袖。专员火冒三丈，当场责令县长做检查。群众一拥而上，七嘴八舌，把县长家里借公车倒卖土特产、走后门安排亲戚的事全抖出。县长低头不敢申辩。
专员请王震批示。王震没拐弯：“这种人不配带队伍，我以中央委员身份——撤职！”掌声像雷一般炸开，院墙都在震。电话很快接通福州，叶飞书记在另一端爽朗回应：“先撤，细节回头说。”县长这才明白，自己的一句“我说了算”把帽子丢了。
地皮批得飞快，民兵、县社青年全拉来帮忙。雨季没到，木棚搬上山坡，药材、米面跟着卡车进驻。隧道炮声重新此起彼伏。施工图原计划四年竣工，结果26个月就把钢轨铺到厦门海边。那条线后来被工人叫“王司令线”，不仅因为速度，也因为那天发生在县政府院里的教训——铁路可以绕山，规矩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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