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
朱枫是在2月26日夜间吞金自尽的。
被捕之后，她料到台北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否则不会到舟山来抓 她。羁押定海看守所的这些日子，她的思想一直在激烈地斗争着，“以 死相拼”的念头早就萌生了，但严密的看管让她找不到机会。
这天深 夜，因受风寒患重感冒的朱枫发高烧，口渴难忍，摸索着起床到对面 桌上取热水瓶，黑暗中不慎跌了一跤。她抬起头来，看到紧锁的门缝 里仍透着一线光亮，门外并没有什么动静，在忧虑与病痛的双重交缠 中，终于横下一条心来 ……
她用滚烫的手指，将贴身挂的一块金锁片扯带着金链条取出，又撕 开海勃龙大衣的肩衬，那里有她密藏的一只金手镯。她用牙咬、用手掰， 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手镯折为两段。然后， 一面屏息留神门外打瞌 睡的看守，一面将这几件金制饰品，和着一杯热水分四次吞了下去。
吞咽的过程是艰难的，刀割喉管似的剧痛和翻江倒海似的胀坠感， 相继向她袭来。决心一死的朱枫以超凡的毅力挣扎着、忍耐着，默不 出声。
她自幼听说过爱国名将、同林则徐一起抗英的两江总督裕谦的 故事，那是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发生在她家门口梓荫山麓的悲 壮一幕：
督师镇海并“誓与城共存亡”的这位封疆大吏，当英军攻陷城池，他被亲兵簇拥着退至县学孔庙的时候，将怀中用黄巾裹着的授 印和一封遗书交代给左右，然后从容镇定地整顿装束，遥对京阙方向 行完跪拜礼，纵身跳进了大成门前的泮池……但裕谦并没有死，他是 在被部属救起后送往邻县余姚的途中，又乘人不备，吞金而亡的。
与 他同时牺牲的还有自缢殉职的镇海县丞李向阳、阵亡在定海前线的三 位总兵葛云飞等。
为纪念“靖节公”(裕谦的谥号)和其他先贤，后 人在招宝山下建起昭宗祠，每年8月的烈士殉难日里，镇海官民都要 在那里举行公祭。
朱枫上小学的时候，也常跟老师、同学去参观凭吊， 那些当年闪烁在炮火硝烟与腥风血雨里的忠肝烈胆，早已像故乡风物 一样刻骨铭心地化作了她最深的记忆——在生命垂危、备受煎熬的此 时此刻，这一切是否会又浮现在她的脑海，给她的灵魂以最后的指引 和遁入大化的召唤呢?
第二天清晨，看守人员打开囚禁室的房门，目击的景象使他大为 吃 惊 ：
高烧未退又强忍着腹中剧痛的朱枫，在床上蜷缩成了一团，面色 发青，人已昏迷。撕开了肩衬的海勃龙大衣上，还残留着金首饰折断 后的碎渣。
看守人员连忙向主管者报告，请来医生查看，很快明白了事情的 原委，赶紧实施抢救：强制灌下泻药后，却并不见效。
就在这时，台 北方面也在催促着“要人”,一架飞机将生死未卜的“重犯”从定海 押送回台北。
飞机在台北机场一着陆，守候在那里的保密局人员立即用救护车 将朱枫直接送往××总医院，毛人凤们知道留“活口”的价值，怎 么也要让朱枫活下来。
先给她照了X 光片，清楚地看到那四件金东西 还在胃里，大夫们研究后决定，还是继续用泻药，如果不行再开刀。
结果是服药一夜以后，再照X 光时，发现异物已从胃部进入肠道，又 过了一天，东西全部排出，医生和特务们都松了口气。
死神没有收留我们的主人公。
回到台北的朱枫仍然要以另一种方 式去抗争——那是也许比“死亡”更为艰难的“活着”:在她最不情 愿待的地方，再次经受人间最严酷的考验。
夫人王碧奎的被捕只是毛人凤们对付吴石本人的第一招。自从保 密局传讯和扣押聂曦上校之后，吴将军的可疑身份已经暴露。就在吴 太太被捕的第二天晚上，特务们再次敲开吴家的大门。
听到勤务兵的通报后，身穿睡衣的主人从卧室里走出来。不速之 客已站在会客室里，还是昨天来的那一拨儿人，为首者很有礼貌地说：
“吴先生，这么晚来打扰您，是因为您太太的事，上峰说还必须 请吴先生亲自去一趟才能够解决。”
这是意料中的事，吴石坐在沙发上没有多考虑，便站起身来：“好， 我这就去。”
说完就回房间换衣服，穿上一套草绿色的军便服，然后招呼隔壁 的女儿，小声地要告诉她什么。这时候从会客室一直盯到卧室里来的 两个特务，连忙上前干涉，要他有话就公开说，不能耳语。吴石很不 高兴地挣脱两个家伙的纠缠，走回会客室坐下：
“我不去了，你们能将我怎么样?”
刚才站在客厅里说话的那个领头的，又软中带硬地回答说：
“这是我们的公务，请吴次长见谅。要是不去的话，上峰有命令， 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务。”
他说完这话就掉头出门， 一辆黑色轿车早已停靠在门外。另外两 个小特务随即紧挨着吴石，摆出一副挟持的架势。
这时，女儿学成从 卧室里冲出来，一把拉住爸爸，大声号哭起来。
吴石强压着自己激动 的情绪，慈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安慰她说：
“学成，别怕，爸爸去了，妈妈就会回来的。你在家里带好弟弟， 好好念书啊!”
留下身后女儿呜呜地哭泣，吴石跟着那两人坐进黑色轿车的后座， 车门关上开走了。
在厄运降临的紧急关头，吴石这位勇敢的抗日将军和爱国民主人 士，也像朱枫那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死抗争”。他是在夫人被捕 的当晚，就服用多粒安眠药，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想必是由于保 密局已经对吴宅进行监控，他的异常很快被人发现后，立即入室逮捕， 意识尚清醒的吴石又拔出左轮枪，对准自己……
将军的努力没有能奏效，手枪被人夺了下来。命运，同样 给他安排了一条比“死亡”更崎岖难走的路。
与吴石被捕差不多同时，著名报人龚德柏因为公开发表批评蒋 介石政策的言论，由蒋本人亲自下令，保密局特务将他从台北家中 抓进了监牢， 一关就是七年。
这位1891年出生于湖南，外号“龚大炮”, 被李敖称为“中国报学史、世界报学史上最特立独行的报人”,以他 的七年囹圄之灾和狱中见闻写了一部《蒋介石黑狱亲历记》,其中对 “吴石案”有关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记叙。
此“秘密书稿”和宝贵史 料直到龚德柏死后多年，才被同样特立独行、敢于直言的李敖所“秘密取得”,并于1991年3月在其主办的《求是报》上独家刊出，世 人自此才得以窥见几十年前“自由中国”的歹徒们在暗无天日的台 湾岛上所经营的让“希特勒的德国亦当自愧不如”的“保密局黑狱” 的些许真相。
龚德柏于1950年3月9日被捕，只比吴石晚了一个多星期，他 所住的四号牢房就在吴所住的三号隔壁。
保密局监狱前身是日据时期 的军人监狱，原先的单人牢房“约九英尺长、四英尺半宽”,折合公 制五平方米的面积都不到。这样狭窄的地方，因为国民党抓人太多， “第一晚就睡了四人，第二晚增至六人，第三晚又增一人，以后均为 七八人，有时增至十人。这样睡的问题已非常严重。
但至5月10日， 我被他人挤得连坐都不能坐，只得站立三小时。‘自由中国’进步至 如此地步，希特勒的德国亦当自愧不如了。
幸而只一星期，救星下 降，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验，血压高至二百余度，非得安眠， 有即日脑溢血而死之危险。
但吴为要犯，非明正典刑不可，所以特别 由吴石所住之三号，调出若干人，由四号调我、由十号调罗泽闽至三 号，共凑成七人。此七人局势维持数日，又成为八人。”
以上摘自龚氏“黑狱记”中《住的问题》一节。
除老虎凳、坐飞机外，还有火刑。即把火在犯人身上 烧，烧过还不招供，则把火放入口中。据说台共四大首领之 一张志忠，曾受过此刑。张于四十三年五月间，在桃园监狱 同我住过数天，惜当时忘记向张证明此事，殊以为憾。
此外是否还有别的刑法?我不知道，不敢乱说。
…… (我)只恐我的死不为世人所知，则未免使死我 者太占便宜，所以还希望活着出牢门，把我的故事与牢中离奇古怪的事，告诉世人。
因为世人只知道有特务，但特务有 这等牢狱，使希特勒的牢狱亦为之减色。台湾在牢狱进步方 面，竟能占世界的第一位，世间殊少有人知道。欲为之记录 以传于世，不但是我的希望，而且也是一切“享受”其牢狱 风味的人一致的希望。所以我对于这种任务以为责无旁贷， 务使希望能完成此任务，免使多数人失望。
可惜在这位“责无旁贷”者的笔下，并未留下当年同监的“要犯” 吴石和朱枫的形影，恐怕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过于“特殊”,即使像龚 德柏这样的资深报人和同牢难友也不敢或不能与之接近。
在龚的笔 下，只记录了“吴石案中之牵连者”、另一位中将级军官陈宝仓的狱 中情况。
陈宝仓，1910年生于河北，保定军校毕业。
抗战时期他同吴石一 起服务于第四战区，曾任张发奎麾下的副参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 陈宝仓从广西奉调回重庆，随后被派往青岛，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军政部特派员身份负责主持中美盟军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来任改组 为“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部”中将总监。
据说，他在赴台之前，就 有投奔北平解放区的打算，当他从上海撤退至广州时，亦曾和当年第 四战区的老同事、中共地下党员吴仲僖接触，表示了向共产党靠拢的 愿望。
吴仲僖做了他的思想工作，说如去台湾可向中共方面提供军政 情报，后来仲僖与好友吴石见面，也将这个情况见告，要他抵台后可 以同陈联络。
谁知在保密局特务的记录卡上就留有陈将军“通共嫌疑”的案底：
1王正均，吴石副官，福建人，因“吴石案”被捕后，于1950年7月被害，年仅 二十七岁。
审讯者拿出在吴石家搜查到的一份有关台湾兵力 配备情形的手抄件，系陈宝仓所写，核对笔迹后，陈无法隐瞒，只说 自己并不知道吴石“通共”,以为他索要资料仅为“参谋研究”之用， 审讯者自然不信，于是大打出手。
在龚德柏的“黑狱记”中有这方面 的记叙，并称他为“似共非共，惨遭毒打的特殊人物 ”。
让“希特勒的德国亦当自愧不如”的蒋家鹰犬们，为了创造青天 白 日旗下“占世界第一位”的恐怖黑狱，可谓不遗余力又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在前面叙述过，蔡孝乾被捕后带着保密局干员去台共同情者黄天 家抓人，他自己趁天黑逃跑，气急败坏的特务们把黄天的一家大小全 都抓进了监狱，并埋伏在黄家，将回家的男主人捕获。
为了逼黄天供出蔡的下 落，保密局的特务们使出“绝招”:将黄天的两只大拇指绑在细麻绳上， 再将绳索挂过屋梁。当麻绳拉起时，黄天双脚一离地，全身重量都落 在那两只皮开肉绽的拇指上，痛得他撕心裂肺地喊叫、屎出尿流，惨 不忍睹……
就这样招出了蔡孝乾躲在阿里山竹崎的下落，黄天本人却 依然惨遭枪决，他的妻子和五个儿孙也被关了半年到一年半，弄得家 破人亡。
而保密局一心要追捕的蔡孝乾呢?
在逃跑两个多月后，这个已 成“软脚蟹”的台共领导人再次被捕。这回毛人凤们不再掉以轻心了，
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逼其就范，本来就开始转向和出卖同志的 蔡孝乾，彻底败下阵来，死心塌地做了叛徒。
由于他的叛变投敌，致 使台共的高层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肃清”,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 关也纷纷遭逮捕和破坏，包括地下党员在内的被捕人数达一千八百人 之多，造成了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
蔡孝乾投敌后，加 入了国民党，并在保密局里干起了特务的勾当，从保密局设计委员会 委员，升至“匪情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台工委”中的另外两个 叛徒陈泽民、洪幼樵，也当上了国民党的上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人凤不让蔡、陈、洪在 保密局内办公，而是另外安排地点并严加警卫，以防中共地下人员对 他们施以报复。
这三个投敌分子却不以为然，抗议说：“我们都投降了， 还监视我们干什么?”
当局虽经解释也不管用，为安抚他们只好撤下 警卫，给每人配两条德国大狼狗。
据说，当时台湾经济紧张，这些狼 狗天天要吃肉，每月所耗相当于一位少校的薪水——其实，当上了“少 将”和“上校”的蔡孝乾他们，不就是国民党所豢养的几条专咬共产 党人的“断了脊梁骨的走狗”吗?
“蔡孝乾久经中共长 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 导能力”——这句话里的那个“故”字用得不通也欠准确，但“生活 腐化，思想动摇”却是实情，活画出了蔡孝乾及其同伙从胸怀远大的 革命者堕落为可耻叛徒的主观“动因”,亦可谓是自报家丑的“过来 人之言”了。
我们的主人公朱枫，身陷这座虎狼般的保密局黑狱，又有怎样的 表现呢?
我们在本书开头曾引用过该“汇编”之《吴石等叛乱案》 专章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项下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枫的议论：
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 作准备；匪干 (指朱枫) 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 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
这是以“斩尽杀绝”共产党人为职责的国民党情治机关，对它不 共戴天的敌人和对手所作出的难得“褒扬”之词。
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 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 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
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 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
朱匪行踪飘忽，思想顽固……
当保密局在对吞金后的朱枫“实 施紧急救治，始获保全性命，旋即一面予以疗养优待， 一面进行政治 说服”,企图以“攻心”与“感化”来劝降她，结果呢?
却是——
朱谌之，这位太太，曾经用十行纸写了一大本的回忆 录，评述她参加共党的历史经过。她对于在共党内部所有的 相当高的地位，是引以自慰的。
但我们从刚才转引的那个杀人如麻、腥风血雨的白 色恐怖年代所留下的“只言片语”上，不也同样清晰地看到了“闪烁” 其间的一个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女共产党员的“忠肝烈胆”!
无独有偶的是，吴石将军也在这座人间黑狱里留下了一份长长的 “自白书”。
以“我 家累世寒儒，读书为善，向为乡鄙戚友敬爱，先君生余已届晚年，所 期许者甚深”开头，记叙生平经历与抱负、所学与所著,一个爱国忧时、 忠慎勤勉、术业有成的戎马书生和军事学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将军自 知性命不保，唯恳切期望他以毕生之力所搜求的中外兵书、作战史料， 尤其是跟日本有关的军事著作能得到后人的重视，这些书籍资料虽然 散失很多，但仍有相当部分留在福州乡间，因此“亦望将来儿辈为我 整理保存，如能请诸友好协助，为我设小规模图书馆以作纪念，保余 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则何幸如之”。"
身为丈夫和父亲，吴石在这份“最后的家书”中，也向他的夫人 王碧奎和儿女们倾诉了内心的款款深情：
“余年二十九方与碧奎结婚， 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克 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无辜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渠矣。”
紧接着， 他又痛陈在长年战乱和动荡的生活中“因乏良医良药”和交通事故而 连丧四男的伤心事，对尚在大陆读书和台北身边的两儿两女表示了无 限的钟爱与思念之情，于“涔涔泪下”之中，对他们谆谆告诫和交代 后 事 ：
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 戚友。抗战前余薪入较丰，羡能于抗战期间补贴无遗。胜利 后以人事纷冗用度较大，有赖刘改芸兄与长芝族重侄1经济 上援助者靡少，余何能忘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 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廉节俭家风则吾愿足矣。
仅此“遗嘱”中不忘他人之恩和“谨守吾家廉节俭家风”两句， 已足见这位中华赤子的磊落襟怀和高风亮节了。在生命的最后途程中， 萦绕于他心头的依然是报效祖国的生平事业与军事科学；依然是生已 不能相聚、只能期许寄望的亲友与后辈。
自白书的结尾，是吴石这位曾受业于何梅生先生之门、诗词造诣 亦相当精深的爱国诗人所留下的一首“绝唱”,诗云：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未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告我翁。
有生就有死。在生与死之间，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1“长芝族重侄”即吴长芝。1946年，吴石发展从美国归来的吴长芝秘密加人“民联”, 在上海开办大兴贸易公司作为联络点，掩护“民联”展开地下工作并提供活动经 费。吴石在遗书中以“余何能忘之”五字，坚定地表达了他对 革命事业和战友至死不渝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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