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粟裕看着桌上的那包香烟，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他没说什么，转身就让人火速通知那些刚离开会场的高级干部，全线改道。
几天后，一名电报科长被秘密带走，再没回来。
那时候的华中前线，正是最紧张的时候。
日军“清乡”计划已经展开，苏中、苏北的根据地接连受到威胁。
新四军的指挥系统刚刚在南通附近召开了紧急会议，人刚一散，敌人那边就开始部署伏击。
看起来像是个巧合，但粟裕心里清楚，这不是第一次了。
问题就出在那包香烟上。
外人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但粟裕知道，它不是礼物，是情报。
这包烟是从一个叫施亚夫的人那里送来的。
表面上，他是汪伪政府“绥靖军第七师”的中将师长，实则是我党早在1941年就安排进敌人内部的高级卧底。
他能混到这个位置，不光是胆大，还因为够稳、够细。
施亚夫原本是带着几百号人活动在南通一带的地方武装，后来主动“投诚”，把队伍改名叫“绥靖军第七师”。
汪精卫那边一听，南通居然还有个“师”，马上派人来接收。
说起来也巧，那时候的汪伪政权其实也头疼。
他们一边要讨好日军，一边又要对付共产党，能多拉点“部队”装样子，也算是政绩。
施亚夫就抓住了这个心理。
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布置得既像模像样，又有点寒酸。
墙上的地图是旧的，桌上的电报机也有些年头。
这让对方觉得，他这个“绥靖军”确实想装强，但底子不硬。
结果对方反倒放心了，还觉得“这人挺实在”。
就这样，施亚夫顺利“被编入”了汪伪军队，很快就升到了中将。
可他真正的工作，是盯着日军和伪军的动向，把重要情报想尽办法传出去。
那次“清乡”会议之后，他就接到了日军司令部的内部通知，说要趁新四军指挥层散会回程的空当，在几个要道设伏，一网打尽。
这话说得不轻：“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会议的时间和路线，新四军的大脑，这次要全灭。”
施亚夫当时就知道，自己这边的情报已经被对方渗透了。
可他还得装作不知情，继续开会，继续寒暄。
他趁着敬酒的空隙，问了一句：“司令，您说这消息可靠吗？”
日军司令放下杯子，盯着他：“怎么？你怀疑我们安插在新四军的特务会传错消息？”
这一下，气氛变了。
施亚夫心里一紧，脸上却笑着：“不不，我是佩服您的安排，居然还有人在他们高层。”说完还举杯碰了一下，“那我就放心了。”
回到住处，他立刻动手。
写了一张小纸条，把伏击计划和时间节点都写上，塞进香烟盒的底部，再把烟整整齐齐放回去。
之后让地下联络员送出去。
粟裕收到那包烟时，刚处理完一堆作战部署。
那会儿天冷，风大，屋里炉子正烧着。
香烟一到，粟裕没多话，立刻叫来几个警卫和参谋，调出干部撤离路线图，一边看一边说：“这些人，路上要一个个盯着，谁都不能出事。”
当晚，他几乎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特务连就出发了。
他们一路追着干部们的行军路线，一队队改道，有的甚至绕了三天才回到部队。
最晚的一位干部，是第四天才在盐城边境找到，离敌人设伏的山口不到十里。
几天后，电报科长被带走。
他在会议结束不到半小时内，就通过电报台发送了“无害的天气报告”，实则是编码情报。
施亚夫从日军那边的回传内容中，推断出问题可能出在电报通信环节。
粟裕没有公开处理这件事。
电报科长的名字，后来在军部档案里悄悄消失了。
但施亚夫的危险还没结束。1943年，日军对他产生了怀疑。
那时候，日军司令部开始对“绥靖军”进行调整，把原来几个高级军官的职务全降了一级，施亚夫也从师长变成了团长。
没过多久，他还接到一个任务——带兵去抓捕一个已经暴露的新四军干部。
时间紧，无法传递消息。
他在带队前进的途中，故意在敌人岗哨附近制造了一场混乱。“走错路了，快转向！”他大喊着指挥队伍，又让副官朝空中开枪。
日军岗哨以为遭遇袭击，立即还击。
枪声一响，目标地的我军干部立刻撤离，保住了整支小分队。
这事之后，日军司令已经基本断定他有问题。
施亚夫也知道自己不能再留了。
他向党组织传递了请求撤离的情报。
几个月后，接到允许起义的指令。
他选了一个夜里，带着部队打出一条通道，和接应的新四军部队汇合了。
他用了整整四年，从地方武装冒充伪军，一步步爬上敌军中将的位置。
最终安全撤出，回到组织。
之后，他继续在南通一线作战，直到城市解放。
南通解放那天，城门口挂着红旗。
有人认出了他，喊了一声“施师长”。
他停下脚步，笑了笑，说：“别叫我师长，我是新四军的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