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美]杰伊·温特、[以]伊曼纽尔·希文编，吴霞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332页，78.00元
活着的人如何有目的地记忆以及持续记忆过去发生的事情？《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这本论文集围绕一个共同的核心特质，汇集了九位学者的研究：他们借助不同的视角与跨学科方法，通过十篇文章，合力助力于历史领域关于二十世纪战争的“集体记忆与纪念”研究。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最密集、破坏性最强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与连绵不断的地区冲突交织，彻底重塑了全球政治格局，也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与警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现代总体战的模式，堑壕战、毒气、机枪和坦克的使用造成了数千万人的伤亡，摧毁了几大帝国，并再次埋下了战争的种子。紧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更为庞大，波及全球各大洲。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太平洋战场的残酷厮杀以及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首次使用，将战争的伤害性推至高峰。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得以创立，但同时也拉开了四十余年的美苏冷战序幕。冷战时期，世界长期处于核阴影的“恐怖平衡”之下。尽管美苏两大超级强国未直接交战，但代理人战争频频爆发：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使局部地区陷入长期战火。核军备竞赛一度将人类推向毁灭边缘，形成“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僵局。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催生了大量的地区冲突，如中东战争、印巴冲突、阿尔及利亚战争等，宗教、领土与资源争端成为新的战争导火索。至二十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传统的大规模国家间战争减少，但内部冲突日益凸显。波黑战争和卢旺达大屠杀等事件，展现了民族与宗教矛盾所引发的残酷暴力。战争形态也向高技术、不对称方向发展，精确制导武器、信息战与恐怖主义成为新的挑战。概言之，二十世纪的战争呈现出技术化、总体化与意识形态化的鲜明特征，平民伤亡比例急剧上升，战争伦理面临严峻考验。这些冲突不仅重绘了世界政治地图，更深刻影响了战后社会心理与国际秩序，迫使人类不断反思和平的脆弱与集体安全机制的必要性。《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一书在此背景下，考察和讨论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相关的集体和个人对战争的记忆与纪念。
理论框架的搭建
谈到“集体记忆”，绕不开诺拉的《记忆之场》。《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的编者杰伊·温特（Jay Winter）和伊曼纽尔·希文（Emmanuel Sivan）在引言部分讨论了他们对《记忆之场》以及以“集体记忆”为主题的历史研究的看法。他们批评了目前学界以“集体记忆”为主题的历史文献日益增加，但却没有就核心观念达成共识，并直接指出“颇具影响的论文集《记忆之场》可谓说明学界对集体记忆书写含混的佳例”。（第1页）《记忆之场》及其史学家们的相关研究只是在重复往日文学的工作，但在诺拉的观点中，文学已死，已然不在今时今日中发挥作用。他们进一步指出诺拉的观点有着“偏狭的地方性特征”（第2页），让人无法确定是否可以运用到法国以外的地方。诺拉论述中的法国式立场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悲观主义。由此而言，《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的两位编者认为，集体记忆研究作为文化史的分支领域，仍旧有许多需要反思和澄清的地方。他们编写此书，正是试图将集体记忆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小步。
本书的核心议题是：在二十世纪的战争大背景下，集体如何记忆战争。在搭建理论框架的过程中，两位编者首先厘清了本书中涉及的几组跨学科概念。编者对集体纪念、心理学上的人、社会学上的人、行动者等不同学科专业术语群的辨析，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书。这里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是编者及各章作者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个人和集体对战争的纪念都被视作“自主行为的结果以及个人和团体集聚的产物”（第4页）。也就是编者在序言中就已经表明该书文章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记忆和纪念都是个人或团体自发的行为，并非受命于国家或其下属机构。
人的行动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大战余波中的亲属关系与纪念形式》是从理论层面探讨幸存者群体在纪念实践中的能动性。这里所探讨的纪念工作由不同的幸存者亲属或者朋友参与，战争将不同的人通过社会性纽带联结在一起。杰伊·温特在此借用人类学的概念，将这里所涉及的纪念社群界定为“拟亲属”。他在此首先探讨了真正的亲属，即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纪念活动，一些战士著书撰文，讲述自己的家族参战故事，将战争经历转变为家族历史，进而将创伤留置于特定的时空内，达到纪念甚至消解创伤的目的。随后他探讨了“拟亲属关系”的创建及其相关活动。战争受害者（残疾人、毁容者、孤儿）们因为相似的遭遇，相互扶持，帮助彼此走出战争阴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小规模的、根植于当地社会活动的组织协会。但这些小规模的集体记忆形式，随着最初的行动者（大多是战争幸存者们或其亲属）的消逝，会逐渐衰落，丧失凝聚力。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自发的组织都是纪念行为的行动者，这些普通人完成的事业，微小但伟大，并为之后大范围组织和协会的建立提供了参考。
《记忆的行动者：西班牙内战老兵与伤残士兵》该篇从实践层面聚焦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伤残士兵组织，揭示了战争伤员在战争结束后所遭受的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痛苦境地。内战结束后，伤残老兵开始自救，他们积极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协会组织。这些在心理和身体中都留下了战争记忆的群体，很自然地影响了西班牙社会对于“战争记忆”的建构。《从幸存者到见证人：大屠杀亲历者的心声》中的幸存者都曾见证了一个消失了的世界，大量关于种族屠杀的证据都在尝试挖掘那段历史。当亲历者作为证人出现在公共空间，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一过程重塑的不仅仅是他们记忆中的那段历史，也是在重构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这种幸存者和证人的双重身份存在模式，需要经过不断地“曝光”，才能得以确立。但当历史叙事被切割成一系列的个人故事时，形成的“集体记忆与纪念”也就问题重重。同时，这也是研究者需要反思的重点。
《法国集体记忆中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将法国本土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态度进行了剖析，并从共同的战争记忆角度，讨论了法国为何对这段历史记忆避而不谈。参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黑脚”与退伍军人两大群体为何从未将对这场战争的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最重要的原因是参战人员的个人记忆与法国当时的社会规范和通行的社会价值不匹配，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本身缺乏合法性。法国抵抗纳粹的正义合法性消解了其合法化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任何可能，抵抗运动有多高尚，阿尔及利亚战争就有多么肮脏，“高尚战争的记忆会将肮脏战争的记忆掩埋”（179页）。
法国里昂抵抗史博物馆（CHRD）内一位参观者正在观看一段抵抗亲历者音频。王媛媛供图
《个人叙述与缅怀》中的个人叙事泛指战争亲历者撰写的战争故事。这类叙事也是巩固和传播战争记忆的纪念之举吗？他们在纪念什么？该文作者通过考察个人叙事和其他纪念行为得出了答案：在有关现代战争的千万本叙事中，每一本都缅怀了某个个体在现代战争中的独特人生；甚至会构建出一种持续演变的战争故事母本，一种既非历史又非记忆的神话，其中的每一本叙事又作为副本，讲述着战争的各个细节和侧面。个人叙事对读者而言，不一定有多重要。但对战争老兵们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些叙事能够重建他们的记忆，纪念他们共同的经历。将他们的经历从时代中抽离出来，细化为个人的独有的人生，作为疗愈创伤人生的一种方式。对于我们而言，会在阅读此类叙事的基础上想象其所描述战争的各种情景，转化为我们对战争的想象记忆。
物的纪念
关于战争纪念中的物品，本书选取了几种颇具代表性的典型纪念载体：电影、景观和纪念之书。《欧洲战后电影中的儿童受害者形象》将记忆与图像结合，通过大量的电影材料并辅以少量的文学作品来揭示西欧社会追思战争儿童受害者的方式内涵及其原因。相较于成人，儿童是脆弱的，并且是完全无辜的战争受害者，更适合被用来表现战争的残酷无情。电影提供“真实”的图像，这些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会代替真实的记忆，进而创造出一种非常有效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与此同时，影片故事及其细节的真实性不会作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比之下，影像画面能够为观赏者带来更直接的情感冲击，进而凝聚更多的纪念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是社会为了纪念与哀悼战争儿童，也是成年人为了消解其在战争中对儿童照料“缺位”的自责与悲伤。
影片《擦鞋童》（ Sciuscià）剧照
《纪念的景观：以洛杉矶小东京为例》将视角聚焦于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景，通过探讨洛杉矶小东京纪念景观如何被构建，该地居民及其后代的记忆与公共史学之间的关系，阐释了在集体纪念过程中个体和社区空间扮演的角色。在小东京纪念景观建设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组织与个体参与其中。这里不仅从物理层面恢复了原先的场所，也从多个维度设计了记忆体验，例如重走拘留之路，邀请受害者一起重建营地模型。（158页）这种方式再现了人们的创伤经历，把过去与现在，时间和空间记忆重新联结在了一起。
《以色列的个体伤痛与公众纪念》讲述了另一种形式的纪念载体：伊兹科书（Yizkor book）——纪念之书。伊兹科书是以色列为亡者守灵仪式的记忆制品。在属于阵亡将士的伊兹科书中，每一位将士都有专属内容，他们的亲友或老师会写下他们的生平，还会附上照片和他们生前的通信或日记。所有阵亡的将士都因此被植入到社会的“集体记忆”之中。这是民间社会根据自身的意愿和条件努力的结果。这种行为产生的纪念物有其强烈的情感属性和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纪念强度，延长了战争记忆的保存时间。
纪念的反思
《反对慰藉：瓦尔特·本雅明及对哀悼的抗拒》是论文集中收录的最后一篇论文，聚焦于瓦尔特·本雅明以及其因战争创伤对记忆形态产生的思考，重点关注本雅明拒绝通过集体哀悼的行为来寻求创伤疗愈。在形式上，本雅明抵制象征性治愈和纪念行为，他反对的不仅仅是自我麻痹的十九世纪文化，还有战后遍及世界各国的“纪念文化”(243页)。在本雅明的观点中，战争的伤害已经形成且永远存在，任何仪式与纪念都不能将其消解。已经发生的灾难具有价值，所以他拒绝治愈创伤。创伤只有牢固地存在，对所带来创伤的一切事件，才会有更深刻的记忆与警醒。因此，本雅明对慰藉的拒绝与否定，本质上并不是彻底地拒绝纪念和记忆，而是拒绝和战争所造成的伤害和解。编者将这篇文章放置于本书的最后，其目的是强调集体记忆与纪念的行动不是为了彻底地疗愈战争创伤，也不是为了消解二十世纪战争带来的伤害。恰恰相反，这些纪念行动是为了更好地记忆战争，反对战争。
编者杰伊·温特曾讲述过他组织创建一战博物馆的故事。1986年，一位曾担任法国部长的老先生来到剑桥大学拜访他。老先生的父亲在一战索姆河战役后精神崩溃，变得暴力，给老先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创伤。而老先生则希望通过建立战争博物馆以期达成与父亲的和解。因温特教授懂法语，所以老先生邀请他参与筹建。杰伊·温特提出三个条件：博物馆需纪念整个一战而非仅索姆河战役；历史学家需深度参与设计，打造“记忆之场”；建成开幕时，老先生要承认博物馆无法真正实现他与父亲的和解。博物馆落成后，他们举杯对饮，老先生接受了这一事实——创伤记忆无法通过纪念建筑消解，但跨越国界的学术合作对纪念战争这一行为本身的反思得以加强。结合本书，关于纪念的反思共识可以明确，人们可以纪念战争，但永远无法与战争和解，对于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任何人都无法原谅。
小结
虽然这是一本论文集，但是整体著作的连贯性，内容的前后逻辑非常清晰合理。这得益于编者曾经所做的集体历史研究的工作经验，编者之一的杰伊·温特曾参与组织创建一战博物馆的项目，并在曾参与主编《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时强调：在每一章初稿完成后，参与撰写的各章作者集体会对每章初稿再做打磨。文章的编排是递进式的，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反思。拟亲属关系理论的借用到西班牙战争伤残者联盟的组织实践，纪念的行动者与纪念的载体的结合都充分展现了这一特色。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感谢译者的工作，涉及的跨学科术语翻译精确，文章语言十分精练流畅。
但囿于篇幅和学者精力，书中涉及的战争及样本案例数量较少。诚如编者所言“倘若时间和空间允许，更具价值的研究应该论及全球各地，能从中国论到亚美尼亚，论到卢旺达，再论到阿根廷”（第4页）。这本书所提供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包括其中各式各样的纪念方式和载体，都为博物馆和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
在记忆维度上，忘掉创伤经历与想要永远牢记某件事情同样困难。如何恰当纪念那些逝去的人，同时又避免美化战争本身，《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给出了回答：应该超越“纪念之场”的研究与文物展览的方式，进一步推进相关的记忆研究，并在公民社会中找出纪念活动的行动者。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趋势和领域。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当深思的是，行动者们通过各种方式和载体对战争进行的集体记忆和纪念，其真实性达到何种程度？作为研究者的学者们如何鉴别和取舍？作为读者的我们又该怎样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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