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档案是历史最直观的见证，晚清至民国的影像档案聚焦于生活百态。
这张照片是北京通州燃灯塔，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英军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拍摄的，也是通州地区现存最早的影像资料之一。
通州燃灯塔全称“燃灯佛舍利塔”，是大运河北端的标志建筑，与临清舍利宝塔、扬州文峰塔、杭州六和塔并称为“运河四大名塔”，有“一枝塔影认通州”的说法。
燃灯塔始建于北周（约公元557年），距今超1400年，是北京地区较古老的建筑之一；历代屡毁屡修，照片拍摄时（1860年）的塔身状态，也保留了清末的样貌。
当时塔顶上已有一棵“塔榆”（1697年生于塔顶瓦垄间），这棵树在塔顶存活近300年，后来在1987年被迁移到地面。
1909年，弗朗西斯·E·斯塔福德拍摄的上海街景，街道已可见西式住宅与电线杆，是开埠后上海城区的典型样貌；街道中央则是一支传统官式队列，身着清代官服的县令被簇拥其中，周围有随从持仪仗器具、旗帜，旁侧的黑色轿舆是当时官员的代步工具。
1900年前后，上海，这名女性呈现出江南汉族妇女的典型装扮，她身着右衽交领的袄装，衣身缀有雅致纹样，下配长及脚踝的裙装，发髻间点缀着精巧发饰，耳坠轻垂，她端坐桌前，指尖轻搭在古琴上，桌角的小炉衬出几分雅致的生活气息。
1910年，京师大学堂足球队的队员合影，十几位队员分坐、站两排，身着统一的白色上衣配黑色斜挎带，下身搭深色裤装，前排地面还放着足球，身后是学堂。
1910年的中国，足球是刚传入不久的西方运动，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最高新式学府成立足球队，是中国校园足球的早期实践案例之一——它突破了传统教育“重文轻体”的观念，将西方体育的团队竞技、体能训练融入学堂生活，也成为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接触近代体育文化的窗口。
1928年，这是“亚洲球王”李惠堂的巅峰荣誉时刻，他身着笔挺西装立于桌旁，桌上摆满银质奖杯、盾牌形奖牌与大型装饰奖盘，琳琅满目的荣誉，直观衬出他当时在足坛的统治级地位。
1928年时，李惠堂是香港南华足球队的核心前锋（他1923年加入南华队），这些奖杯对应的是他效力球队在香港甲组联赛、沪港杯、中港友谊赛、东南亚埠际赛等赛事中的冠军荣誉——他以超强的射门精度（有“百步穿杨”之称）与得分效率，带领南华队垄断了当时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多项足球赛事冠军，是球队夺冠的绝对核心。
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左边身着传统长袍马褂、留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时年66岁），右边身着西式大衣、领带、手持雪茄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即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老洛克菲勒之子。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巨资兴建（总投入超过4800万美元，相当于今日数十亿美元），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蓝本，旨在打造亚洲一流现代医学院。1921年9月15-20日举行盛大落成及开幕典礼，小洛克菲勒专程从美国乘船一个多月赶来出席，徐世昌作为时任大总统，虽未亲自全程出席典礼，但在总统府举行招待会宴请全体中外代表，并与小洛克菲勒会面合影。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两位日本海军高级军官并肩站立，左边的人表情严肃、身材较矮是山本五十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珍珠港偷袭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右边的人戴圆框眼镜、微微笑着很可能是他的参谋长宇垣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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