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梓里先贤张穆《㐆斋诗集》，至《舟次高邮有怀贾惠人先生》一诗，愕然良久。
诗中所怀之“贾惠人”，并非名垂青史之贤达，而是仕途倾覆的“落马官员”。稽诸史册，考其行迹，史笔如铁，罪状昭昭，斥其为“草菅人命的历史罪人”，实不为过。
然而张穆在诗中流露的，却非批判与疏离，而是深沉真挚的怀念与近乎敬重的情感。历史的冰冷裁决与诗人炽热的私谊，在此形成尖锐对峙，令这份追怀既显异样真切，又倍感沉重。
清代张穆《㐆斋诗集》书影
那么，贾惠人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竟能让张穆于严峻的道德史论与深沉的情感牵连之间，如此难以割舍？
一
贾惠人，名亮采，号渔村，道光二年（1822）以进士知平定州。他在知州任上干了不到两年，便被道光皇帝一道圣旨革了职，发配到军台效力赎罪去了。
皇帝给贾亮采定的罪名是：“未能悉心推鞫（jū，音居），率照和奸取供，意存迎合上司，非寻常失出可比”。
《清宣宗实录》书影
《清宣宗实录》卷六九记载的贾亮采这一“失出”之罪，源于当年轰动全国的叩阍大案——山西榆次赵二姑案。
贾亮采在审理此案时，为讨好上司，罔顾事实、徇私枉法，草率定案，并故意维持错判，硬将强奸案定为通奸案，全然不顾百姓死活。
此案发生在道光三年（1823）六月，据清代山西《榆次县续志》卷十记载，榆次东双村十三岁的农家姑娘赵二姑，在家时被邻居阎思虎强奸。二姑的叔父赵添中得知消息，便和二姑的父亲赵添和、堂弟赵添利一同，将阎思虎告到榆次县衙。
清代山西《榆次县志》书影
不料，榆次知县吕锡龄及一班衙役早已收受阎思虎贿赂。他们颠倒黑白，枉法裁判，当堂逼迫赵二姑承认与阎思虎是“和奸”（即通奸）。面对如此污蔑，冤屈难伸的赵二姑悲愤绝望，趁人不备，抽出随身剃刀当场自刎，血溅公堂。
女儿冤死公堂，官府依旧不公，赵家岂能甘心？他们又把状纸递到了太原府。然而知府沈琮有意袒护榆次县令，最后仍以“和奸”结案。
状告无门，冤沉似海，走投无路的赵家人最终只得进京叩阍。
二
叩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直诉制度，即某些案情重大、冤抑莫伸及本地司法审判不受理者，可以打破审理级别的限制，不经过中间衙门的转呈，而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向皇帝陈诉冤情。
《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车驾申诉者，名曰‘叩阍’。”
清代山西《榆次县志》书影
清代《刑法志》明确了该法律行为的两个基本构成要件，一是“投厅击鼓”，即前往相关部门敲击“登闻鼓”。二是“迎车驾申诉”，即在皇帝出行时，在其车驾行处，匍匐于路旁喊冤申诉。
赵二姑的叔父赵添中选择了前者，即“讼于御史台”。左都御史松筠、右副都御史陆以庄等人仔细询问案情、查阅呈状后，均觉此案冤情极大，随即草拟奏折，将案情上报道光帝。
道光帝阅后，下旨“交该抚邱树棠亲提严审”。山西巡抚邱树棠接旨后，并没有亲自提审人犯，而是将案件委派给前任臬司（主管一省司法事务的官员）令住、忻州知州庆纯、平定州知州贾亮采审办，另派现任臬司卢元伟督审。
清代山西《榆次县志》书影
在巡抚邱树棠的授意下，这批官吏刻意袒护前审官员，竟以“被害人拿不出强奸实据” 为由，颠倒黑白、诬陷赵家父女，最终仍以阎思虎“和奸”草草结案。
阎思虎只判处发配附近充军，到发配处杖一百、杖责四十五板；赵添中、赵添利两位为侄女奔走的亲人，反而被判三年徒刑、杖一百。
最令人愤慨的是，一手酿成冤案、草菅人命的始作俑者榆次知县吕锡龄，非但未受任何惩处，后来竟得以升迁。
三
赵家蒙此不公，决意再度伸冤。翌年新春刚过，便在乡邻资助下再次进京控告。他们通过刑部官员贾大夏，将诉状递交给了在京任监察御史的山西灵石人梁中靖。
此案本不属梁中靖职责范围，但他了解详情后，出于义愤，当即写下千余字的折子，上奏道光帝。
《清宣宗实录》书影
道光帝阅罢奏折，认为此案“情节支离，疑窦多端，必应彻底认真审办”，随即下诏“著该抚派委委员，即将此案人证卷宗解交到部，分别严讯务得确情，以成信谳”。
案件移交刑部后，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经审讯，不仅确认了阎思虎的强奸罪行，也查清了山西省内审理此案官员受贿舞弊、徇私枉法的种种情状。
最终，正义得以伸张，涉案人员均受到严惩：阎思虎被依律判处斩监候，榆次知县吕锡龄发配伊犁充当苦差，太原知府沈琮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忻州知州庆纯与平定州知州贾亮采均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太原县知县章颂椿革职，按察使卢元伟革职，巡抚邱树棠降为按察使。
清代山西《榆次县志》书影
对于不屈而死的赵二姑，道光帝下诏表彰：“赵二姑猝遭强暴，捐躯明志，洵属贞烈可嘉，著礼部照例旌表。”
遵照道光帝旨意，榆次县在王胡村外通往京城及陕西、直隶的官道旁，为赵二姑修建贞节牌坊，以彰其烈，并警示为官者。
当地民众亦集资置办田地，将二姑安葬于牌坊旁，告慰其在天之灵。墓地立有牌坊，墓道两旁设石阙。
山西榆次王湖村古京陕官道烈女赵二姑石牌楼残碑
牌坊上的对联由道光帝御笔亲书：“髫龄赴义千秋节，劲气回天六月寒”，坊侧还立有道光四年（1824）侍讲学士顾莼撰写的《烈女赵二姑碑》。
四
抛开“赵二姑案”不谈，单论贾亮采其人，历史对他的评价依然不乏温情与敬意。
《山西通志》记其“学问淹博，以栽培人才为己任，精于鉴别，所拔识者后多宦达”，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位学养深厚、识人有术、志在育才的士大夫形象。
清代《山西通志》书影
作为科考入仕的进士，贾亮采对苦读的士子有着天然的共情，也格外看重提携后进。道光元年（1821），贾亮采出任山西乡试同考官，经手录取的士人后来多成知名人物，平定人陈士枚便是其中代表。
陈士枚于道光六年（1826）考中进士，历任吏部主事、山东盐运使、陕西巡抚等职，仕途显赫，他在《勿斋自订年谱》中尊称贾亮采为“房师”。
清代陈士枚《勿斋自订年谱》书影
所谓“房师”，是科举时代举子对推荐自己试卷的同考官的尊称。明清乡试、会试中，考卷由同考官分房批阅，若考生因某位考官推荐而录取，便会尊其为房师，这份师生情谊在当时被格外看重。
据清代江苏《续增高邮州志》记载，贾亮采，江苏高邮人，出身书香门第，乃进士贾栋之子，自幼濡染诗书，二十岁入府学，旋即成为廪生（享受官府膳食供给的优秀生员），屡获提学官员（文宗）褒奖，声名早著。
嘉庆丁丑年（1817），贾亮才登进士第，“即用知县，令山西怀仁”。他在怀仁县令任上以廉洁勤政闻名，后来曾兼理大同府事务。当他准备调任绛州县知县时，怀仁士民极力挽留。
清代江苏《续增高邮州志》书影
贾亮采到山西绛县任职后，愈发勤勉清廉，将积压的案件尽数清理结案。再后来升任山西平定州知州，始终以清廉自持，为属吏表率。公务之余，常集书院诸生讲习文章、砥砺德行，并倡捐“膏火”经费以资寒门学子，民望甚隆。
贾亮采终因“赵二姑案”被革职离任。启程之际，平定州百姓感念其德，携礼相赠，皆被他婉言谢绝。
五
归乡之后，贾亮采与兄弟手足情深，终身和睦。未及不惑之年，妻子离世，遂未再续弦。道光壬辰年（1832），又协同乡里主持赈灾事务，不辞辛劳，不避怨谤，最终于家中黯然辞世。
纵观贾亮采一生，虽无惊天动地之伟业，却处处可见温润之光：雪夜论学的清谈，赈灾亲历的躬身，提携后学的殷切，抑或身处逆境犹存的风骨。权力之外，他以学者之诚传道授业，以士人之志砥砺名节，以朋友之义待人接物。这些微光，纵然无法全然掩盖其人生中的争议与过失，却足以在亲历者心中镌刻下不灭的印记。
清代官员合影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四月，学者张穆南游舟经高邮，触景伤怀，感念故人，挥毫成诗：“途出西州意怆然，文章政绩定谁先。一乡公望秦淮海，半世僧居贾阆仙。直吏朱云容亦肯，欲官徐幹更无缘。环城四壁粘天水，点鬼诗成泣涕涟。”
张穆此诗，不是翻案之鸣，亦非道德赦免，而是一曲深切的人性体察。张穆深知，贾亮采或许并非完人清官，却是一位真诚的师者、尽责的官吏、温暖的朋友。
清代大儒张穆画像
张穆清醒于史册中的是非公断，却难以割舍往昔情谊。这矛盾心绪，恰如一面明镜，映照出人性深处的幽微地带：我们该如何面对一个“曾有过失，却也温暖过我们”的人？当正义的审判已然落幕，记忆之中，是否还能为那一缕温情留有余地？
张穆此诗的价值，已不止于追思一人，而是开启了一场关于人性复杂性的永恒对话。它提醒我们：历史绝非非黑即白的审判台，而是无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抉择、闪耀与黯淡的真实舞台。每一个历史人物，都不是单一维度的符号，而是多重身份的集合体，他们可能既是施害者，也是奉献者；既背负罪责，也播撒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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