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27日凌晨四点，一列军用绿皮专列悄悄在广州东站停下。车门打开，几位身着呢大衣的卫士先行踏出站台，他们把车厢里那台半人高的电暖炉搬到站外的吉普车上。对外没有通报，可只要见到这台“御寒利器”，铁道口的老职工就知道：最高首长又要下到基层了。
广州一夜湿冷，细雨夹着雾气飘个不停。八点整，电话铃突兀地响在佛山地委办公厅。“中央首长预计下午三点到佛山。”短短一句话，没有寒暄。接线员愣了两秒，立刻冲进地委书记办公室。此时的杜瑞芝正在批阅各县粮食产量的报表，听完汇报，他把笔一放，“把所有取暖设备都调来招待所，一样都别少。”说完转身又盯向那张数字密密的表格。
雨势午后加重，南方阴冷往骨头缝里钻。招待所1201房里，炉丝被调到最大档，灯泡般的红光映得窗台一片暖色。杜瑞芝来回走动，先用手试了桌面温度，又把毛巾毯叠好放在靠背。工作人员劝他歇会儿，他摆摆手：“领导是客，咱得心里有数。”语气不重，却透着在战场上练出的刚劲。
下午三点，三辆黑色轿车溅起水花驶入院门。车门一开，毛主席撑着黑伞缓步而下，他把伞递给身后卫士，环顾四周：“佛山气候果然潮。”在引导下，他和汪东兴等人直接进了1201房。众人落座，水汽在暖炉热气里升腾，一瞬间竟有了北方炕头的温度。
毛主席直截了当：“佛山生产情况如何？”杜瑞芝挺直腰板，从公文包里抽出手写材料，说的不急，却句句扎实。他提出把人民公社的大队再细分到生产小队的设想，顺带列举了三组数据：分田细管的亩产、公共食堂的口粮配给、农民自留地出栏率。数字不大，却把平均主义的弊端摆得一清二楚。
房里气氛有点紧。几位陪同干部交换眼神，心想这话怕是过猛。偏偏杜瑞芝越说越顺，甚至用上调侃口吻：“人多锅小，大家都饿，干脆把米袋按人头分明白。”一句土话，让毛主席“哈哈”一笑。他把茶杯轻放桌面：“你这位同志，胆子不小。”声音不高，却把紧张的弦一下松开。
原本排定的半小时汇报被拖成九十分钟。等记录员最后一笔写完，电暖炉里的铁丝都烧得发白。毛主席起身同杜瑞芝握手：“很好，继续摸实情。”随后，他离开佛山，夜里回到广州。
三月初，省委办公会议在广州东山召开。毛主席一开场便提那次雨夜：“佛山有个叫杜瑞芝的，敢于说真话。”会场先是一静，接着轻微讨论声此起彼伏，众人这才意识到，地委书记那番“不留情面”的直言竟得到首肯。按毛主席指示，广东开始筹备“包产到生产小队”的试点材料。
1962年春节前夕，铁道兵文工团接到“进京汇演”的急件。一听对象是中央首长，台下演员全都打了鸡血似的练排。除夕夜，中南海礼堂灯火通明。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时，十三岁的小女兵李玲诗抱着鲜花奔向台中央。领花后，毛主席俯身问：“你哪里人？”女孩嗓音脆：“广东佛山！”毛主席笑了：“佛山？我算是你半个乡亲。”李玲诗憋不住好奇：“我姐夫是佛山地委书记，您见过没？”台下响起短促笑声，毛主席拍了拍她的肩：“那位杜瑞芝？他讲话可不少。”
短短对答，再次把佛山那场汇报拉进中南海。几天后，农业部专题研讨会圈定广东、安徽、四川三省同步试行“包产到小队”。在那份红头文件里，附录第一条数据来源正是佛山。
时间来到1980年5月。杜瑞芝已满花甲，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兼农委主任。外界以为他会坐在办公室批文件，结果他提着行李箱往山区跑。紫金县的黄泥路泥泞，他在农户灶台边一蹲就是半小时，问得最细的是“上缴多少、自留多少、粮食还剩几斤”。有人笑他轴，他只是挥手：“不下地，心里没底。”
两个月实测，他发现家庭联产承包后产量翻番，可碎片化土地浪费严重。回省里后，他提出“一户包一片，一包十五年”的草案。文件下发，效果不错，但贫困山区又冒出耕地撂荒的新问题。杜瑞芝再下乡，连跑五县，最终写出“耕地有偿转让使用权”的十条意见：土地承包权不动，使用权可转让、可流转、可收回。意见当年试行，如今已成常用做法。
有人问他为何总劲头不减，他笑着摆手：“当年在主席面前敢说真话，如今更不该糊弄百姓。”
1961年的那台电暖炉仍摆在佛山旧招待所的玻璃橱里，炉丝早已发黑，却见证了一位地方干部对实事求是的固执，也见证了“大跃进”后农村改革摸索的新起点。
杜瑞芝没留下什么豪言，他留下的是一串数字、一摞笔记本和一条原则：政策生根，要从泥土里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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