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的一个清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外人头攒动。走进法庭的杨登瀛精神略显憔悴，却不慌乱。宣判前，他突然扬声：“我和陈赓关系不一般！”这句话，让旁听席瞬间哗然，也把时间拉回到二十多年前的上海。

1926年初夏，杨登瀛刚从早稻田学成归国，凭着流利日语和广阔人脉，很快活跃在上海滩的上流圈。一次宴会上，他结识了正在寻找掩护的共产党员陈养山。两人因语言交流而接近，又因彼此信任而结下友谊。短短几个月，杨登瀛已经习惯把行踪告诉陈养山，这在当时并不寻常。

1928年春节前夕，陈养山因浙江农运受挫逃到上海，无处可去。杨登瀛二话不说，把朋友请进自家位于北四川路的洋房：“早点安顿，年夜饭可少不了你。”一句看似随意的招呼，埋下了他后来进入隐蔽战线的伏笔。

同年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准备在上海成立调查科。杨剑虹代表上级多次游说杨登瀛，希望他出任要职。对方握有实权，拒绝风险极大；答应，又意味着要与多位共产党朋友分道扬镳。杨登瀛踌躇再三，决定把情况如实告诉陈养山，请共产党员给个“准话”。

陈养山立即上报。情报送到上海秘密电台，经由交通员一路转递，最终摆在周恩来面前。周恩来考虑再三，同意见杨登瀛，但出于安全，只授权陈赓单线接触。那时陈赓32岁，正负责上海地区特情与交通体系建设，行事胆大心细。

1928年5月，黄浦江畔风平浪静。陈赓坐在凉亭里，远远看到杨登瀛快步走来。两人上艇后，杨登瀛开门见山：“我被推到调查科的位置，骑虎难下。”陈赓拍拍他肩：“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把敌情一股脑捧来。”一句话说中了杨登瀛的痛点，也为他指明方向。

有意思的是，陈赓不仅给了方向，还给了装备——一辆二手雪佛兰轿车，以及一名贴身“司机”连德生。连德生身材魁梧、眼观六路，表面只是司机，实则保护兼联络员。就这样，杨登瀛以“忠实国党干才”身份堂而皇之进入上海市党部侦缉系统，暗中却把情报源源不断输送给共产党。

1930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公共租界被捕。租界巡捕房对待共产党向来心狠手辣，不惜使用电刑。得知消息后，陈赓火速联络杨登瀛。此前杨已与英籍警务督察兰普逊混得很熟，喝酒打牌无所不用其极。关键时刻，这条“友情链”派上大用场。

“兰普逊，我手下一个伙计被误抓，得劳你出面。”面对杨的请求，兰普逊半信半疑，却念及多年交情仍愿使力。他与巡捕房高层打了几个电话，加上必要润笔，任弼时被迅速转至安全地点，成功脱离虎口。自此，杨登瀛在我党档案里多了一笔：营救任弼时有功。

救人之外，杨登瀛还替关向应保住过绝密文件。1931年春，关向应在租界短暂被捕，文件落入巡捕手中。兰普逊让杨登瀛找“懂中文的朋友”翻译，杨便带去我党交通员刘鼎。刘鼎淡定阅读后告诉兰普逊：“只是学术手稿。”文件完好无损回到组织，危险再度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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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风浪从未真正平息。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向特务机关供出大量地下组织名单，其中就包括“杨登瀛有异”。陈赓得知后，连夜去找杨：“局势变了，立即隐蔽。”那夜，杨登瀛只带一本英汉辞典和少量现金离开上海。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南京行辕侦缉人员终将他捕获。

面对严刑，杨登瀛咬紧牙关，坚持自己是“效忠政府”的调查员。因无实证，国民党最终将他释放，但从此撤销要职。出狱后，他靠摆地摊糊口，生活跌到谷底。有人劝他另谋高就，他自嘲：“能活就好。”隐蔽战线最怕的不是贫穷，而是身份暴露，这点他心知肚明。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易手频繁，杨登瀛索性躲入乡间。直到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他才回到南京，却没料到新身份无法自证。1951年镇反运动开展，他的旧履历迅速被翻出，街坊议论纷纷：“昔日特务，能说清吗？”

审讯期间，杨登瀛如实供述与共产党的长期联系，但没有确凿外部证据，案情僵持。法官虽年轻，却谨慎，决定写信给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参谋长陈赓求证。第一封公函寄往北京，十日无回；第二封寄往西南某野战部队驻地，两周后才收到简短复电：可保，身份确凿。

几天后，陈赓亲笔补充材料，详细列出1928年至1935年间杨登瀛所递交的情报及所立功绩，时间、地点、受交接人姓名一一对应。此时，法官才意识到，在那张身份错综复杂的网中，这位看似平凡的中年人曾扮演重要节点。

宣判现场，杨登瀛听完无罪决定，长舒一口气。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脸上，旁听席有人议论：“这人到底图什么？”也有人低声回答：“或许只图一句交情。”说完，两人都沉默了。93岁的任弼时早在1950年病逝，关向应、刘鼎亦已各赴岗位，唯独陈赓的字迹仍然清晰地写在档案扉页——“此人可托以生死”。

杨登瀛收拾好卷宗，走出法庭。狭窄街口，他抬头望了望澄澈天空，并未停留太久。毕竟，隐蔽战线的人向来如此：完成使命，悄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