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仲夏,台北松山机场的贵宾室里灯光昏黄,年逾七十的蒋经国刚结束外事行程,脚步比往常慢了半拍。守在出口的媒体悄悄对视,镜头聚焦在他微微颤抖的右手。就在这一刻,“谁来接班”的疑问重新点燃了岛内舆论。
带着同样疑问的,不仅是记者。军政高层的茶会上,话题也总绕不开蒋家兄弟。有人低声调侃:“老二脸上那抹笑,究竟能不能换来大位?”这种揣测自1970年代末便时隐时现,只是随着蒋经国健康每况愈下,它的分贝越来越高。
先来看被视为热门人选的蒋纬国。和哥哥不同,他在南京求学的日子过得体面,从德国、美国留学归来便披上戎装,一路坐进装甲兵司令部。爽朗、爱聊八卦,士兵喊他“民主将军”,岛内青年对他颇有好感。1980年,《新闻天地》总编辑董某曾在飞机上做过一场临时民调,年轻乘客脱口而出:“蒋经国之后,最欣赏的就是蒋纬国。”
然而,兄弟关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和乐。两人足足分离十五年成长期,一个在苏联辗转吃尽苦头,一个在重庆官邸锦衣玉食,性格早已分道扬镳。蒋经国“冷面”,蒋纬国“热场”,一冷一热碰在一起,并未产生互补,反倒火花四溅。
隔阂首先体现在宋美龄的态度上。宋氏钟情蒋纬国的西式礼仪,常在客厅里夸他,“这孩子谈吐好”。一句无心之言,落进蒋经国耳中却像硬石子。更糟糕的,是抗战期间那次求见事件:蒋经国被总统府卫兵拒之门外,而弟弟却能来去自由。这道心理裂痕自此难以愈合。
1964年1月21日,新竹湖口基地突发装甲兵哗变。副司令赵志华的“进台北清君侧”口号只喊了几分钟,就被政工主任扑倒擒拿。兵变火苗刚冒,蒋经国已借机上奏:“装甲系统多出自纬国一手,不能坐视。”于是,蒋纬国被调离第一线,转往“战争学院”授课。表面是栽培,实质却成冷宫。那一年他41岁,距离上将军衔还有整整十五个年头。
兵变阴影未散,蒋纬国又遭当头一棒。1952年,妻子石静宜在医院里猝然去世,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生产意外。外界却传言与贪腐调查相关,“只有经国见了最后一面”更添几分悬疑。对于热衷交际、崇尚“快乐产生力量”的蒋纬国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职务频换——联勤总司令、联训部长、安全会议秘书长——看似受重用,实则权力被层层稀释。最尴尬的场景出现在1985年8月,《联合报》突然刊出“蒋纬国申请退役”。四天后,蒋经国亲自辟谣,可外界已听出弦外之音:哥哥仍握着人事生杀大权。
值得一提的是,蒋纬国并非毫无回击。交接联勤印信那天,他直接越过监交人郝伯村,将印章递给继任者温哈熊,全场寂静数秒,闪光灯“噼啪”作响。岛内报纸第二天写道,“二公子脸色从容,却是一记重拳。”
局势在1986年出现转折。6月,蒋经国病情加重,宣布由蒋纬国担任“台湾安全会议”秘书长,并在官邸亲自监誓。兄弟二人罕见地并肩而坐,谈了整整一下午。蒋经国低声叮嘱:“公开场合,务必庄重。”蒋纬国点头,回答只有一句:“谨记。”短短对话,却让旁听秘书暗暗惊讶,毕竟这番平和在两人之间并不常见。
只是,政治盘根错节,哪有一纸委任就能扭转乾坤。1988年初,蒋经国病危住进台北荣总。当晚,警卫悄悄将蒋纬国领到病房。哥哥拉着弟弟的手,声音沙哑,“你来接吧。”蒋纬国叹了口气:“时机已过,我无班底。”十七个字,道尽两代强人家事国事的羁绊。
1月13日,蒋经国去世。继任人并非蒋家子弟,而是副领导人李登辉。岛内政坛“一家天下”自此落幕,坊间茶余饭后仍偶尔提起那句“太晚了”。比起王朝式的权力交接,更令人玩味的,或许是兄弟恩怨与个人性格在暗处的缠斗。
1997年,蒋纬国以76岁高龄辞世,他的墓碑上没有显赫头衔,仅刻“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多年后,一名老装甲兵对同伴摇头:“当年要是赵副司令那枪声再响一分钟,谁还能说得准呢?”这句半真半戏的唏嘘,把人们拉回三十多年前的湖口操场。权力流转似棋局,落子错一步,便再无回头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