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4日零点刚过，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的走廊灯光惨白。聂荣臻呼吸微弱，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时高时低。一位护士悄声提醒值班军医：“时间恐怕不多了。”屋里外面，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仿佛怕惊扰到一位大山的最后安静。
北京西郊的另一处小院，杨成武刚结束一天的读报，他并不知道恩师正在弥留之际。半月前，他才来看过聂帅，医生说恢复良好，他也就放下了心。可就在天快亮的时候，一通电话砸碎了宁静——聂帅走了。杨成武呆坐半分钟，随即披衣上车，车子一路闯红灯，老将军红着眼反复嘟囔：“怎么没人提前告诉我？”
车还未停稳，他已跌跌撞撞闯进病房。灵柩前，杨成武失声痛哭：“六十年风雨，竟没能见最后一面！”话音哽咽，周均伦秘书站在一旁无言。那一刻，所有军人都懂得了何为“生死与共”。
悲恸之外，更涌上来的是回忆。1931年瑞金的清晨，杨成武初见聂荣臻。那时他不满十七岁，还是红十一师的少年政委。聂荣臻从上海抵达苏区，衣着朴素，却透着一种书卷气。杨成武后来回想，“像大学教员，又像沙场老将”，两种气质奇异地揉在一起。正是那一年，仙人桥伏击成为他们的第一次并肩。前线局势紧张，杨成武几次想开火，聂荣臻摆手：“不急，再等等。”等敌全数入谷，才一声令下。炮火过后，两师敌军覆没，这份稳准狠让少年政委心服口服。
1935年初夏，血战湘江。杨成武腿部中弹，无法行走。聂荣臻几乎是发号施令：“抬，也要把他抬走！”警卫班用门板当担架，硬是将他从枪林弹雨里带出来。后来谈及此事，杨成武说得坦白：“若非聂司令一句话，自己可能早留在湘江边了。”
抗日爆发后，平型关首战，杨成武率部奇袭日军辎重。临行前，聂荣臻只一句：“不放过一兵一卒，也别一次拼光家底。”听似矛盾，却是持久战的要诀。交战结束，缴获的九十余辆汽车、三百余匹骡马成了晋察冀根据地第一笔“家当”，后续补给有了保障。前线战报送到延安，毛泽东批示：可再战。
除了沙场，聂荣臻的“厚道”同样刻在骨子里。西陵事件最能说明问题。1937年底，有人怂恿杨成武掘皇陵筹军费，“孙殿英干过，咱也行”。情报飞到司令部，聂荣臻当即回绝：“八路军不是土匪！抢来文物换枪，传出去怎么见人？”一句话定了基调。于是，他们不仅没动陵寝，还立了保卫方案。日军数次摸向陵区，被八路军挡了回去。后世研究西陵幸存，保护始于1938年的那份手令。
再说五台山。严冬，部队借宿寺庙。木窗是干柴，殿里空阔好生火，可聂荣臻反复叮嘱：“不拆门，不烧梁，不惊僧。”士兵裹着单衣蹲在院里烤火，白天还帮寺里扫雪。老和尚灵机法师直呼：“真佛心兵。”多年后他常说，寺庙之所以完好，一半靠佛，一半靠聂将军的军纪。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夺取北平可一鼓作气，也能运筹谈判。聂荣臻给军委发电，分析傅作义必存保城意图，主张双线并进。毛泽东复电赞同。两个月后，三十三万守敌放下武器，一座古城完璧归赵，百姓安居。许多人记得傅作义，却忽略了幕后主导的聂帅。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分管国防科研，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无不与他密切相关。1960年，他累倒住院，刚好被调往总参的杨成武去探望，两位老战友放下工作，聊的却仍是部队训练。护士在门口偷听，听到最多的词还是“装备”“士气”。
十年之后，杨成武突发眩晕症，聂荣臻正在外地。傍晚飞机落地，他顾不上晚饭，直奔医院。秘书劝他：“先吃口热的吧。”聂荣臻摆摆手：“老战友要紧。”病房里，两个花甲老人并肩坐着，一个打点滴，一个轻声叮嘱。临走前，他把枕边那本《拿破仑兵法》塞给了杨成武：“看看，消磨时间也好。”
1987年，两人先后退下来，交往更密。杨家小院常能见到一位拄拐的老人慢慢走来，进门第一句话总是：“成武，最近血压稳不稳？”见面一聊几个小时，医生屡劝无效。杨成武后来告诉子女：“聂帅来，精神就提起来，一点不累。”
然而生命终点终究不能更改。送别仪式那天，天刚蒙蒙亮。杨成武站在灵柩旁，眼眶浮肿。人民日报记者轻声提议写几句悼语，他点头，却久久握不住笔。片刻后，他含泪念道：“撕肝摧胆噩耗来，顿失良师无限哀。运筹功勋铭青史，教诲深情记心怀。”四句未完，泪水已将信纸浸透。
从1928年闽西少年到1992年白发上将，一段师徒情牵出整整六十四年风云。杨成武失去的不仅是一位将军，更像失去半个自己。他常说，读不完的兵书是聂帅留给后辈的财富；而最难学到的，却是那颗坦荡、仁厚、勇敢兼而有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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