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0日,北京城的第一场小雪落下,华北军区礼堂里人声鼎沸。人群中央,41岁的刘忠身着新式军服,却没来得及欣赏窗外的银白——一份电报送到手里:才溪一带的剿匪任务基本完成,地方秩序稳定。他放下心来,也萌生了一个念头:回乡看看。自1930年离家投身红军,这一别就是二十载,家里是死是活,全靠零星传闻。
回乡探亲的批示很快批下来。1950年正月初七,他带着新婚十二年的妻子伍兰英,从成都出发,经鹰厦线辗转抵达上杭。火车一停,站台上吹来熟悉的湿润山风,伍兰英发现丈夫握着行李的手在微微发抖——那是紧张,也是惦念。
出城十里,便见到才溪乡口那座青石拱桥。桥头还是当年的石狮,却多了几个弹痕。刘忠站住脚,望着桥下浑黄溪水,许久不语。伍兰英轻声问,“是想起过去的事?”刘忠点头,把思绪拉回到1929年:那年暴动成功,自己第一次扛枪;也是那年,家里妻女被牵连,田地被夺。随后红军北上,他开始了漫长行军。一路上,他在毛主席直接指导下做侦察,画路线图,穿梭封锁线。前方的枪炮声,后方的炊烟味,两头都在牵扯他。
进村时已近黄昏,炊烟又一次升起。刘家旧屋的瓦片换过几拨,但木门依旧斑驳。推门而入,堂屋里一个矮瘦妇人正给猪添草。灯火微弱,她抬头一瞥,木勺“哐”地落地。王四娣,刘忠曾经的发妻,呆若木鸡。她不敢上前,双手慌乱地在围裙上反复抹。刘忠两步跨过去,一把握住那双粗糙的手,“我不会嫌邋遢。”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止不住的颤抖。
这场重逢对两人都是意外。乡亲们围在屋檐下,小声议论:刘忠活着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军官模样的媳妇。王四娣怔怔看着眼前的男人,回忆着当年那双布草鞋——临行前,她整夜没合眼,把鞋底缝到手指都破皮。谁料这一送,竟成永诀般的漫长等待。
寒暄之后,刘忠才知道这些年的艰辛。苏区失守时,父亲刘庆喜被逼死,田产被分吞。为了糊口,婆媳拄着棍子去讨饭,却被拐子盯上,多亏机警逃脱;再后来,消息纷乱,有说刘忠在黄陂阵亡,有说死在湘江。孤儿寡母没了奔头,婆婆作主给王四娣招赘了一位做纸匠的老实汉。纸匠带来一点手艺,才让这个家捱过饥荒。几年后,他们生了个男娃。王四娣说到这里,眼神复杂,像在致歉,又像在解释。刘忠听完,只低声一句:“我欠你们的,多到还不清。”
村头老井旁,乡亲们围着问长问短。有人半开玩笑:“刘司令,这回可成大官喽,能不能让咱村头路也修宽点?”刘忠笑道:“新中国不是某个人的,是大家的。你们要干,我来想法子弄水泥。”一句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气氛才算松动。
第二天,伍兰英与王四娣隔着灶台忙活早饭。两个女人并不尴尬,她们都在硝烟里打过滚,尊重彼此的苦难。吃饭时,伍兰英给王四娣夹了一块腊肉:“这些年辛苦你了。”王四娣愣了愣,小声回一句“谢谢首长”,随即自己先笑起来。那一刻,尴尬被冲淡,只剩战争留下的惺惺相惜。
刘忠随后把自己每月津贴列了张表,递给王四娣:“从今天起,家用我来管。纸匠大哥要是不嫌弃,咱们就是一家人。”纸匠憨厚地点头。乡里老人感叹:闹革命的人,心还是热的。
探亲第三天,刘忠在祠堂里替父亲立了新碑,也给早逝的革命战友烧了纸。面对飘散的纸灰,他提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的侦察任务:毛主席反复叮嘱“调查河渠、丈量沟壑”,那是决定生死的大事。曾有人不理解,“敌机炸桥炮击,你还揣尺子?”刘忠笑答:“画错一条沟,全连就得填进去。”说这话时,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裤缝上比划,像仍握着那支铅笔。
又在乡下停留两日,刘忠与地方干部商定复垦荒地、修农具厂的计划。他强调:“剿匪只是消灭枪杆子,贫穷若不解决,苦日子会反扑。”话说得直白,却被乡亲记在心里。
离开那天清晨,王四娣把一包地瓜干塞到刘忠手中:“路上嚼着,不会潮。”伍兰英替丈夫背包,笑着答应。刘忠没有多言,只在门槛前停顿几秒,再回身鞠了个躬。四周很静,只有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汽车开动,扬起的尘土里,才溪老屋渐渐模糊。刘忠透过车窗望着远去的山岗,眉头松开了。那座山终究没有变,只是换了颜色,也换了命运。
几十年后,才溪的木雕祠堂里依旧供着刘庆喜的牌位,旁边还有一块青石,上刻八个字:一人从军,全家光荣。刻石的人是纸匠,他说,那是刘忠托他留给子孙的念想——不忘苦难,也不忘出发时的那双布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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