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选择，一旦踏错，便是万劫不复。尤其是在民族伤痕未愈的时刻，任何对罪恶的妥协，都终将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
之后的几十年里，他的人生一路向上，这背后离不开一桩关键的婚姻。江一平娶了上海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虞谵涵，妻子比他大10岁，这段婚姻更像一场资源互换。有了岳父在黑白两道的人脉和财力提携，江一平的事业彻底起飞：1932年获复旦大学名誉法学博士，1936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还担任东吴大学教授、复旦校董、上海律师公会常委，连上海租界和华界的双牌照汽车都能弄到，成了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但他没完全丢掉底线，1940年汪精卫伪政权邀他出任司法部长，他果断拒绝，带着家人辗转到重庆，还兼任了复旦大学副校长，那时的他，仍是坚守民族气节的代表。
谁也没想到，抗战胜利后，他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名声。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代表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这个在中国待了32年的战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1928年他参与制造济南惨案，1932年指挥一二八事变，1941年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推行“三光政策”，仅1942年就造成华北270万平民死亡，还策划过九一八事变、参与签订《塘沽协定》，几乎贯穿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
可这样的刽子手，却被蒋介石悄悄保护了起来。日本投降后，内战即将爆发，蒋介石需要冈村宁次的军事经验，也想要留在中国的百万日军武器，于是给了他“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的名义，实则当成秘密军事顾问，软禁在南京的别墅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三次要求引渡冈村宁次，都被蒋介石以“身患肺结核”为由拒绝，甚至特意让特使害怕传染不敢靠近核实。
父亲江梦花得知后气得卧床不起，指着他骂“你对得起死去的同胞吗”，还登报声明要断绝父子关系；妻子虞谵涵也放话“你敢接我就离婚，我不能跟汉奸生活在一起”。可江一平还是答应了，甚至要求“对外保密”，哄骗父母只是“走个过场”。
1948年8月23日，上海参议会大楼外挤满了愤怒的民众，法庭里座无虚席，外面还装了扩音喇叭全程直播。江一平坐在辩护席上，身边还有国民政府安排的另外两位律师杨鹏、钱龙生，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可他站起身，第一句话就让全场炸锅：“冈村宁次无罪，应予释放。”
这场审判一拖就是几个月，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五天，第二次审判秘密进行，江一平和杨鹏都没敢到场。庭长石美瑜手都在发抖，低声宣读了“无罪释放”的判决，连冈村宁次自己都不敢相信，呆立在被告席上，最后被法官趁混乱从后门引走。此时代总统李宗仁已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扣压了命令，遵照蒋介石的秘密旨意，1月30日就把冈村宁次送上美国“维克斯”号轮船，和259名日本战犯一起送回了日本。
江一平以为押对了宝，却成了被用完即弃的棋子。审判结束后，报纸天天骂他，民众聚集在他家门口砸玻璃、喊口号，他不敢出门。很快，他的立法委员职务被罢免，复旦大学、东吴大学解除所有兼职，上海律师协会也注销了他的会员资格。父亲在悲愤中中风病逝，临终前说“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妻子兑现承诺提出离婚，带着三个子女回了娘家，孩子们后来都改了母姓，跟他彻底断绝往来。
1949年4月，江一平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本想谋求一席之地，却发现“为战犯辩护”的标签永远撕不掉了。没有律所敢聘用他，没有单位敢收留他，连找个保姆都没人愿意来，再高的报酬也没用。他只能租住在台北的简陋公寓里，靠变卖旧物勉强糊口，邻居们知道他的身份后都避之不及。
1961年，冈村宁次特意赴台拜访他，感谢“救命之恩”，可这次见面反而让更多人唾弃他，处境越发艰难。而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后，1966年病逝时，日本右翼还称他为“英雄”。1971年10月15日，73岁的江一平在睡梦中离世，房东发现时，他已经去世多日。最后只有一位旧友帮忙料理后事，没有葬礼，没有悼念，墓碑上连名字都不敢刻，只有一块无字碑静静立在那里。
曾经的他，为正义挺身而出，拒绝过伪政权的诱惑；可后来的他，为了名利背叛民族，为恶魔辩护。那些死在冈村宁次屠刀下的冤魂，永远不会原谅。民族大义面前，任何妥协都要付出代价，江一平的一生，成了最沉重的注脚。如果当初他能守住底线，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一声叹息，和永远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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