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1日那天,南京紫金山挤满了整整十万人,素车白马,连蒋介石、宋庆龄、汪精卫这些平时斗得乌眼鸡似的大佬都到齐了。
按理说这规格够顶了吧?
可当那块9米高的花岗岩墓碑露出来时,懂行的人后背全是冷汗。
那么大一块碑,二十四个颜体大字写得那是气吞山河,可你仔细看左下角——空的。
连个私章都没有,干净得像张白纸。
当时就有老外在那嘀咕,说是中国工匠给忘了?
还是写字的人不够格?
其实啊,这哪是忘了,这是在刀光剑影的政坛里,有人使出了一招最高明的“隐身术”。
这事儿得往回倒几年。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刚闭眼,国民党内部瞬间就炸了锅。
表面上都在哭灵,袖子里全是算盘。
汪精卫觉得我是总理的笔杆子,这活儿归我;胡汉民说我是代理大元帅,这字该我写。
两边为了这几百个字,掐了整整三年。
今天你刻上去,明天我就能找个理由给你砸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谁写谁就是靶子。
这时候,大家终于琢磨过味儿来了:长篇大论就是找死。
最后有人拍了板,咱别写生平了,就刻一行字,说明这是谁,埋在哪,齐活。
字数一少,这就成了单纯的书法比拼和人缘竞赛。
于是,谭延闿被推到了台前。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认识他,但在民国那会儿,这老哥可是个神级人物。
他是清朝的进士,那是真才实学;当过湖南督军,那是真刀真枪。
但他最绝的一点是,他是个顶级的“太极宗师”。
蒋介石要军权,他二话不说交兵权;汪精卫要面子,他立马让位子。
连宋美龄嫁给老蒋,都是他牵的线。
这种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写这块碑最合适。
任务交到谭延闿手上时,他50岁,身体己经很不好了。
但他接活儿后,直接把自己关了禁闭。
那二十四个字:“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看着简单吧?
谭延闿在书房里练了几个月,写废的纸能堆满一屋子。
他选了最笨重、最方正的颜体。
颜真卿是谁?
大唐的忠臣烈士。
用这种字体,本身就是在表态:咱们要像颜鲁公一样忠义。
尤其是那个“葬”字,最后一笔悬针竖,他练了上千遍。
他要的不是好看,是“稳”。
在这个乱世里,人心思定,“稳”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等交稿那天,最精彩的一幕来了。
工作人员拿到字一看,好是真好,可怎么没落款啊?
按规矩,得写上“谭延闿敬书”几个字吧?
谭延闿听了,摆摆手说了句漂亮话:“在总理面前,哪有我谭某人的名字。”
这话听着大公无私,感人肺腑。
但你细品当时的局势,就会发现这老狐狸简直成精了。
那会儿蒋介石正在搞清洗,各派系随时准备拔刀。
如果谭延闿的名字刻在孙中山的碑上,万一哪天他站错了队,或者被谁看不顺眼,这块碑就是他的催命符。
他不落款,其实是给这块碑穿了一层“防弹衣”。
没名字,这块碑就是孙中山的碑,是公物;有了名字,这就成了谭延闿的作品,是私产。
事实证明,这招简直是开了天眼。
仅仅一年后,谭延闿脑溢血走了,完美避开了后面的中原大战。
到了1937年,日本人杀进南京,在中山陵里耀武扬威,甚至想炸点什么来羞辱中国人。
但这帮侵略者站在那块无名碑前,愣是没敢动手。
为什么?
因为碑上没有骂他们的口号,也没有国民党高官的名字供他们发泄。
它只是冷冰冰地陈述了一个事实,那种颜体字的庄重感,连鬼子都觉得压抑。
再后来,1949年解放军进城。
关于中山陵怎么保护,上面是有指示的。
看到这块碑时,大家一致决定:原样不动。
理由还是一样:这块碑太干净了,它不属于任何派系,就是一段历史的定格。
如今再去中山陵,爬完那392级台阶,大部分人都会被那二十四个字的霸气震住。
没人会注意那个空白的角落,也没人会想起那个为了保全这块碑,选择让自己“消失”的老头。
真正的聪明人,从不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求不朽,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事做成了,名字藏得再深,历史也忘不掉。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突发脑溢血去世,这块没名字的碑,就成了他留给世人最后一道解不开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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