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加坡的夜晚闷热潮湿。
那天晚上的国庆群众大会直播，原本是大家吃完饭准备听听国家大事的例行公事，谁也没想到，平日里那个不苟言笑、只谈GDP和国际局势的“国父”李光耀，突然当着几百万人的面，指着鼻子教训起自家的男大学生来了。
这不仅仅是教训，简直是当头一棒。
这位刚把新加坡从贫民窟拉进富裕俱乐部的强人，那天晚上一反常态，显得特别焦虑。
他居然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优生学”炸弹：你们这帮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如果继续只娶低学历的老婆，咱们新加坡的基因就要完了，国家就要亡了！
这大概是现代政治史上最魔幻的一幕：一个能把沼泽地变成金融中心的政府，竟然管天管地，最后还要管到老百姓的被窝里去。
这事儿吧，真不是李光耀那天喝多了或者是心血来潮。
那是他手里刚拿到了一份人口普查报告，数据看得他脊背发凉。
报告上明明白白写着，新加坡看似繁荣的表象下，正在酝酿一场比一九六五年被迫独立更可怕的危机。
要知道，就在仅仅十年前，他还在拼命让大家“少生”，谁能想到，这种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最后竟然成了一把回旋镖，狠狠扎在新加坡的未来上。
要说清楚李光耀当时的恐慌，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回到一九六零年代。
那时候的新加坡刚被马来西亚一脚“踢”出来，就是个标准的烂摊子。
一共只有581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连喝口淡水都要看邻国脸色，几百万人挤在臭气熏天的贫民窟里，失业率高得吓人。
在那个节骨眼上，人多根本不是力量，是吃饭的嘴，是负担。
为了让这个小岛活下去，李光耀祭出了那个著名的“两个就够了”政策。
这可不是挂几条横幅那么简单，政府是动了真格的。
想生第三胎？
没门。
没产假、没津贴，连孩子以后上学都要排在别人屁股后面。
甚至如果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底层家庭愿意做绝育，政府直接发一笔能买房子的现金奖励。
这招狠辣且有效，新加坡的生育率像坐了跳楼机一样，从一九六五年的近5.0，一路狂跌到一九七五年的2.1更替水平。
可是呢，李光耀千算万算，低枯了现代化的副作用。
随着他大刀阔斧地推行双语教育，引进外资，搞“居者有其屋”计划，新加坡人迅速从住棚户区搬进了高楼大厦，从蓝领变成了白领。
大家忙着赚钱、忙着享受生活、忙着去巴黎伦敦旅游，原本被政府强制压抑的生育欲望，即便后来政策放开，也再没弹回来。
等到一九八零年代初，李光耀惊恐地发现，不仅仅是生的少，更是“优生”链条断了。
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仅不愿意生孩子，甚至连婚都不结了。
这对于信奉精英治国的李光耀来说，简直是动摇国本。
在他看来，若是精英不生孩子，剩下的都是“低素质人口”，新加坡哪还有未来？
为了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李光耀干了一件在现代国家看来极其荒诞的事。
一九八四年，政府居然成立了一个叫“社会发展署”（SDU）的部门，你就把它理解为“国立官方婚介所”。
这帮公务员的任务不是招商引资，而是给大学生、硕士博士们拉红线。
政府出钱搞相亲派对，甚至包下游轮搞“爱之船”旅行，只要这帮精英肯结婚生娃，生得越多奖励越重。
那时候，只要是有学位的妈妈生了第三胎，不仅能拿几万块的现金红包，孩子还能直接进最好的名校。
但这事儿吧，历史跟这位强人开了个大玩笑。
搞经济建设可以靠行政命令，生孩子这事儿，老百姓还真就不买账。
那个SDU被民间戏称为“Single, Desperate and Ugly”（单身、绝望且丑陋），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最反感这种把人当“生育机器”的功利态度，甚至有人公开写信抗议，说这是对女性智商的侮辱。
尽管政府连夜把标语从“两个就够了”改成“如果你养得起，就生三个或更多”，但生育率依然死气沉沉地趴在1.5左右不动弹。
李光耀那个试图用优生学理论来指导人口生产的计划，在日益觉醒的个人主义面前，算是碰了一鼻子灰。
眼看本地人的“肚子”实在是扶不起来，李光耀在一九九零年代被迫使出了最后一招：开门放人。
既然自己生不出来，那就从国外引。
于是，新加坡的大门向全球敞开，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到南亚的建筑工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小岛。
这招在数据上极其漂亮，一九九零年到二零零零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长7%，劳动力缺口瞬间填平，街头的餐馆口味都变得五花八门。
可这又埋下了新的雷。
原本紧密的社会结构被瞬间冲散，本地人开始抱怨：地铁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房价被外国人炒上了天，连去小贩中心吃个饭都要跟外劳抢座位。
二零一一年大选前后，这种民怨达到了顶峰，甚至在向来温顺的新加坡引发了罕见的抗议集会。
老百姓觉得，国家是富了，但那是属于外国精英和资本的，自己反倒成了这个繁华都市里的“二等公民”。
晚年的李光耀，坐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共政策学院里，看着窗外那个他亲手打造的第一世界国家，心里估计五味杂陈。
他在回忆录里坦承，日本那种死守单一民族、宁可老死也不移民的做法是死路一条，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新加坡的移民步子迈得太大了，扯到了社会的神经。
他在二零一零年代多次公开说，人口问题是他最大的遗憾，也是新加坡未来最大的威胁——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慢性自杀。
李光耀走后，这个烫手山芋传到了儿子李显龙手里，接着又在二零二四年交给了第四代领导人黄循财。
现在的政策早已不敢像当年那么简单粗暴，政府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婴儿花红加码到几万新币，一边把父亲的产假也纳入法律，甚至为了安抚本地人情绪，大大收紧了外籍劳工的准入门槛。
但即便如此，二零二一年的数据还是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由于疫情限制了外来人口，加上创历史新低的生育率，新加坡总人口出现了十年来罕见的负增长。
如今的新加坡，就像一辆被按了快进键的跑车，引擎虽然还在轰鸣，但驾驶座上的司机却越来越老。
街头的养老院床位比幼儿园还紧俏，政府财政预算里，给老人兜底的社会支出年年飙升。
李光耀用一生证明了“人定胜天”，把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贫瘠小岛变成了全球富国；但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撞上了“天意难违”的铁壁——无论政府多么高效、多么有钱，都没法强迫年轻人去爱、去结婚、去繁衍。
二零二四年二月，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数据，二零二三年整体生育率跌至0.97，首次跌破1.0大关。
参考资料：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
Wong, T. & Yeoh, B., Fertility and the Family: An Overview of Pro-natalist Population Policies in Singapore, Asian MetaCentre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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