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0日的南京，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会标刚挂上大厅，蒋介石却在小会议室翻着最新伤亡数字，眉头紧皱。参谋总长陈诚递过一张薄纸，纸上写着“减员七十一万”几个刺眼的大字。空气一度凝固。蒋沉默几秒，突然冒出一句：“先动陕北！”
彼时距离他在1946年6月下令全面进攻中原还不到一年。那场被美国调停代表马歇尔反复劝阻的内战，本以为能三五个月收尾，却把国民党军拖成一个疲惫巨人。东北松花江畔，杜聿明的大军僵在江岸；华东前线，张灵甫围攻鲁南却依旧拿不下解放军根据地。志得意满的气势不见了，财政亏空倒越滚越大。
就在这种背景下，蒋突然把目光对准延安。若说是深思熟虑的钳形攻势，郭汝瑰第一个不相信。作为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他清楚整个作战日程。郭后来回忆：“延安其实只是蒋的面子工程，谈不上什么高超谋略。”
时间倒回四年前。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曾私下提醒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但又担心国际舆论，硬生生把作战命令按了回去。那一次他看重的是“国际观瞻”，不是军事价值。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国民党长期严格封锁，兵马补给从来不成问题。真要拔掉毫无难度，却始终未动手，原因就在于政治账不划算。
到了1946年，蒋改打全面战。布点沿铁路，依赖联勤保障，他相信正规军火力可以“碾压一切”。然而东北、华北、华东、晋察冀几条战线同时吃人吃钱，结果就是七十一万人的缺口和国库的雪崩。马歇尔的警告被当成耳旁风：“财政撑不到胜负分晓。”事实证明，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
蒋介石在2月20日夜里把胡宗南、郭汝瑰召到官邸，语速极快。短短几句话，作战方向突然从华东跳到陕北。“三个月拿下延安，然后调兵山东。”蒋用手在地图上画了两个箭头，像摆棋子一样简单。胡宗南沉声“遵命”，郭汝瑰心里却直犯嘀咕：山东、陕北相距一千多公里，哪来的钳形合围？
翌日，胡宗南以“青化砭演习”为名，15个旅从宜川、洛川出发，北上黄土高原。3月13日，他正式向延安发起总攻，二十五万兵马分南、西、北三路，自认为板上钉钉。蒋在重庆亲信面前拍桌：“拿延安不过是时间问题。”这番话听着豪迈，背后只有一个现实目的——6月底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召开，他急需战果向外宣示“中共已被压缩”。
胡宗南进军极快，23日占到距延安不足百里的风陵渡，30日渡过洛川。毛泽东当夜在枣园洞口对干部们说：“陕北广阔得很，放他进来。”解放军主动实施战略转移，主力分散机动，延安易手只是表象。胡宗南却误判形势，以为纯粹追击战。4月初，他一头扎进陕北高原的深沟峡谷，被迫在后勤线上拉出长蛇阵，机动能力骤降。加之黄土塬春雨频繁，道路泥泞，辎重车甚至需要牛马拖行，战线越拉越长。
与此同时，山东战区并未如蒋预期形成“第二把尖刀”。范汉杰的胶东兵团虽然挤压许世友，但缺少机动兵力，始终没能完成合围。刘邓大军7月夜渡黄河，突入大别山，蒋的华中后方大乱。曾经信誓旦旦的“双矛”计划，事实上从未真正成形。郭汝瑰后来直言：“陕北、山东相距甚远，协同不便，谈何钳形？蒋只是想拿一座城给国内外看，别无深谋。”
更棘手的是，胡宗南攻占“空城”延安后，反倒陷入被动。解放军七纵八纵像扇面般在榆林、米脂、靖边活动，四处敲打胡部补给线，打得胡宗南疲于奔命。兵力空出来？恰恰相反，还得不断添油保线。蒋介石试图再抽调兵团东援山东，结果胡宗南电话急呼：“一旦抽走，陕北难保。”拆东墙补西墙的难题再次上演。
8月下旬，华野在孟良崮后卷土重来，配合中原局势，山东战场迅速反转。蒋介石不得不把山东重点进攻方案无限期延后。所谓面子工程，转瞬成了负资产。郭汝瑰对同僚感慨：“蒋总是急于求成，看似布棋，实是随手出牌。”
年底，东北战局也急转直下。林彪、罗荣桓主力在秋季攻势中抢夺运输线，杜聿明一退再退。蒋在南京接连发电催促：“松花江不可失。”杜苦笑，回电仅四字——“兵力已尽”。这场全国性拉锯，最终把蒋介石拖向无尽消耗，而延安之役只不过是序曲。
郭汝瑰晚年多次谈到这一段往事，他的关键词只有两个：面子、冲动。他认为，蒋介石的真正优势是政治操控而非军事指挥，动辄亲自排兵布阵，反而让军令系统层层混乱。胡宗南在陕北最终保不住既得阵地，范汉杰在山东束手无策，杜聿明在东北进退维谷，这三条战线没有任何配合，足证蒋的战略设计先天缺陷。
1947年一年，国民党军从延安到胶东再到东北的兵力调来调去，像钉在桶壁上的补丁，越补洞越多。那张写着“减员七十一万”的薄纸被替换成新的损失统计，数字继续上涨。蒋介石在华东、华北、东北轮番指点江山，可每到关键时刻就显得手忙脚乱。郭汝瑰一句话点破：“他没那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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