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下旬的延河岸边，落日的余晖把水面染成金色。一群女学员笑着唱歌，毛泽东在散步时停下脚步，看向领头的那个姑娘——王新兰。短暂交谈后，毛泽东拍拍她的肩膀，说道：“太行山那位姓萧的小伙子，可别被别人抢走了。”一句玩笑，让王新兰脸颊通红，也把她的思绪拉回到去年的云阳镇。

时间拨回到1937年8月。云阳镇因为八路军总部设在此地，兵味十足，街头满是身披黄绿军装的指战员。王新兰与几名宣传队战友被洪水困在镇上，本该去延安的行程一拖就是一个多月。边区票子花得差不多，人却闲不住。每天傍晚，她们总爱到镇外的土坡上唱歌跳舞，算是排遣等待的烦闷。

那晚月色清朗，几位指挥员步行经过。陈赓听到歌声，顺势起哄：“再来一曲！”王新兰抬头，随口打趣：“行，唱完你得负责给我们弄辆车去延安。”话音刚落，陈赓哈哈答应，却被身边那个瘦高个提醒：“汽车哪是说有就有？”说话的人叫萧华，当时年仅23岁，却已是红二师的政委。

从此，两班人马常在镇口碰面。聊天、做游戏，日子过得飞快。陈赓眼尖，很快捕捉到萧华看王新兰时那点不一样的光。年轻政委嘴笨，话到嘴边又咽回去。陈赓乐见其成，三天两头想法子支开别人，给两位小同志制造“偶遇”。于是黄昏的小路上，总能瞧见那对身影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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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公路抢修完毕，陈赓也真从后勤处抠出一辆福特旧卡车。开拔时间敲定，喜事成了离别信号，萧华急得直冒汗，却硬是开不了口。憋到最后，他只能去敲罗荣桓的门。灯下，他低声说：“请罗政委帮个忙，问问她……爱不爱我。”罗荣桓笑了：“这事还得我出面？”

第二天上午，罗荣桓把王新兰叫到小院。老人家先递茶，再开门见山：“小王，你觉得萧华怎么样？”王新兰毫不迟疑：“好同志，谈得来。”罗荣桓压低声音：“他说很在意你，可又怕耽误你前途，你的想法呢？”姑娘脸红到耳根，闷声道：“毕业后愿意去一一五师。”答案已足够明确。走出院子，她才发现手心全是汗。

爱情的纸捅破后，剩下的是现实安排。萧华劝她：“鲁艺也好，学无线电也行，挑自己喜欢的。”临别，他一口气写了几封介绍信：“到延安后找罗瑞卿、找刘亚楼，他们会照顾你。”卡车启动，云阳镇的尘土被卷得老高。车厢里，王新兰攥着那几封信，泪水与笑容交替。

延安的课堂紧张而新鲜，电台值夜班同样不轻松。可一到黄昏，她常会沿延河散步，想起云阳的野花香。毛泽东那天突如其来的关切，更让相思翻了倍。与此同时，山西八路军总部里，萧华也写下申请，打算回党校深造。战局变化，调令搁浅，他只能驻守太行。毛泽东发电报要他等王新兰，他却回了一句“国难当头，个人勿虑”。

远隔百里，书信慢得像蜗牛。好在战地电台偶尔能把对方的只言片语捎来。两颗心就这样靠着一封封“代转”电报，顽强地维系温度。1939年11月21日，王新兰终于抵达太行山腹地。山风凛冽，她跳下马车，萧华迎上来，彼此一句客套都没有，紧紧握手。师部院子里，枯叶被风吹得到处打转，站岗的小战士不好意思地扭过脸去。

第二天清晨，军务繁忙照旧，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萧、王二位笑得格外多。手续、礼堂、介绍人，一切从简，甚至没来得及置办新衣。毛泽东后来批注：“革命队伍里，两人相爱是好事，安心工作就是祝福。”这对新人也确实没花太多时间沉浸在甜蜜里。不到一周，王新兰就跟着通讯队钻进山沟，萧华挥师北上渤海执行任务。

回头看，这段姻缘经历了陈赓的调侃、罗荣桓的“面谈”、毛泽东的电报，每一步都带点巧合，也离不开两个年轻人自己的坚守。等到抗战后期，王新兰已是技术骨干，萧华则在冀鲁豫指挥千军万马。前线电报呼啸而来，短短几句坐标、几行暗号，常常是他们唯一的问候，却已足够——他们都明白，对方一直在战斗，也一直在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