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冬的上海八仙桥，海风携着潮味扑进石库门的院子里。院子中央，七个月大的海婴在竹篮里咿呀，许广平弯腰轻拍孩子的背，袖管却无意间露出一排指印淤青。她把袖子拢了拢，目光触到栏杆上还未褪色的痕迹，不由得想起一年前那个几近失控的夜晚。
1929年春天，31岁的许广平发现自己怀孕，整座城市的喧嚣瞬间变得尖锐。未婚先孕在那个年代堪称“惊雷”，她觉得自己对不住母亲，对不住学生，对不住鲁迅，更对不住鲁迅家中的那位名义上的“大嫂”朱安。夜深人静时，她关紧房门，用拳头一次次捶向腹部，力道狠得让院子里的猫都被惊醒。木门外，鲁迅握着冷掉的烟卷，指尖颤抖，却终究没有推门进去。
鲁迅为什么没有拦？不是不疼，而是没想好如何化解那张口即来的世俗审判。一次“冲进去”也许能阻止皮肉之伤，却挡不住翌日街坊的冷语和报纸小栏的蜚语。几小时后，他才压下所有混乱，给远在北京的老母写信求计。
信是挂号寄出的。彼时鲁迅四十八岁，母亲鲁瑞三彦已六十七。老人家早知许广平的存在——两年前儿子就寄去一张合影，照片上女孩短发明眸，站在鲁迅身后，微微侧身。母亲回信只有一句核心：“留下孩子，周家不缺一双筷子。”短短十二字像钉子稳稳钉进墙面，鲁迅这才放下心。
而故事的源头要倒推到1923年的金秋。那时北平城里，国文课堂外总会排起长队。讲台上个头不高的中年教师，总爱把半新不旧的绿长衫袖口卷两折，语音带点绍兴腔，学生们叫他“周先生”。许广平常坐第一排，低头记录，不时抬眼看他在黑板上写下“悲悯”二字。谁也没料到，六年后她会为这位老师的孩子捶胸顿足。
课堂之外，两个人的距离由一叠叠书简缩短。1925年“五卅”后，北平女师大的反对杨荫榆风潮如烈火燎原，鲁迅挺身而出，许广平则忙着张贴传单、抄写宣言。白天是师生，夜里是同志；灯下传阅的纸条里，关心与敬意悄悄冒芽。有人回忆，那时的许广平“写信不署名，只画一支点燃的蜡烛”，轻轻一折塞进鲁迅讲义本中。
爱情却被时代推着走。1926年，鲁迅受聘南下厦门，许广平应邀赴广州女师执教。两人一别便是整整一年。好在邮差的单车没有停歇，一个月二十多封信，最短的不过一句“舟下大平港，得你信，心安”。这些手写痕迹，如今仍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恒温柜中。
1927年1月，鲁迅乘“苏州”号赴广州。雾气中，船笛像旧式留声机里的低音提琴，他步下舷梯，许广平已等在码头。四目相撞，她轻声说：“总算来了。”鲁迅把帽檐压得更低，却藏不住眼里笑意。短暂的广州岁月，被骤起的战火生生切断。两人同乘“山东”号抵沪，在霞飞路租下一处亭子间，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
上海的弄堂见惯红男绿女，对这对“先生与弟子”的同居好奇却少评议。可一旦牵扯到血缘，气氛立刻变了。许广平怀孕的消息还在两人世界里飘摇，她就已预见流言满天。那一夜，她用泪水和拳头与命运较量；鲁迅却守在门外，以沉默同情她的惶恐——他深知，真正的拦是给她一个名分，而不是夺走她宣泄惶惑的出口。
母亲的十二字回信犹如救生索。许广平停止了无谓的自残，开始安心养胎。与此同时，两人择日低调登记，邻居们只当是平常夫妻。十月怀胎艰辛非常，她一度难产，孩子出生那刻，鲁迅的眉心都湿了，“叫海婴吧，让他一生自由如海”，他说。
随之而来的是细碎却绵长的日子。稿费涨了，书评不断，可家里灯泡还是那只微黄三十烛光。许广平省吃俭用，自己裁衣做鞋。她笑称：“料子好不好无所谓，合身最要紧。”上海同仁揶揄她“周夫人也太寒酸”，她只是抿嘴笑，继续踩动缝纫机。不得不说，这份朴素让很多朋友暗暗佩服。
1936年秋，鲁迅的咳嗽愈演愈烈。医院诊断为肺气肿伴哮喘。医生主张去欧洲求医，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已油尽灯枯。宋庆龄写来长信，“莫负才华，务必珍重”。鲁迅捂着胸口，只回一句：“此心安处，即为吾土。”趁他入睡，许广平挑灯为他剪指甲，生怕尖角划破满是瘀紫的皮肤。她把最软的面食反复碾压，再喂进他泛白的嘴唇。可病体终究撑不过秋风，10月19日凌晨，鲁迅长眠于上海。
灵柩停放在屋内那张写满字迹的书桌旁，烛火摇曳，照见许广平颧骨上的青黑。她没有倒下，反倒异常冷静地整理遗稿。她说过一句极硬朗的话：“他的笔是刀子，这刀子不能断在我手里。”1937年春，她自筹经费印行《鲁迅书简》。淞沪抗战爆发，日机轰炸申城，她裹着棉被护住箱子里的原稿，躲在防空洞入口。有人劝她南下避难，她摆摆手：“稿子在，先生就在。”
解放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筹备统一出版工作，1950年，许广平将鲁迅全部著作版权和版税上缴国家，理由简单：“书是社会的，不是我一个人的。”那一年，她五十二岁，已经鬓有华发。
岁月的最后一站停在1968年3月3日。清晨五点多，心脏骤停，她在北京安睡而逝，享年七十。枕边搁着的，是一本夹着书签的《呐喊》初版本。书页微黄，封面上用铅笔写着小小一句话——“我来，仍带着你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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