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1日凌晨，北京城的天刚蒙蒙亮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搅乱。
紫禁城的宫门缓缓打开，清朝废帝溥仪身着久违的龙袍登上太和殿，早已消失多年的黄龙旗重新在宫墙之上冉冉升起，“宣统”年号再次出现在京城的大小告示上。
这一幕来得太过猝不及防，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全国，朝野上下震动不已，舆论场瞬间炸开了锅。
可让人感到诡异的是，当时真正掌控北洋政局核心力量的那个人，却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没了动静。
不久前才被黎元洪免去职务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是北洋军阀中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面对张勋公然发动的复辟行动，他既没有公开站出来强烈反对，也没有迅速调集军队出兵制止，就那样按兵不动，像是在耐心等待着什么。
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复辟闹剧，仅仅维持了12天就草草收场，张勋成了举国上下的笑柄，溥仪再次黯然退位。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段祺瑞却在复辟失败后迅速复出，稳稳重新掌控了北京政局，还顺势推动民国政府对德宣战，完成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政治翻盘。
随着近年来更多史料的解密以及当事人回忆的披露，人们逐渐发现这场看似荒唐可笑的复辟行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清朝遗老遗少们自娱自乐的闹剧，而是北洋军阀高层之间心照不宣相互算计的一场政治博弈，而段祺瑞正是这场博弈中最大的赢家。
一、段祺瑞为何会被逼下台
要想真正理解段祺瑞为何会在张勋复辟时选择“坐等时机”，我们必须先理清他在1917年之前的政治处境。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北洋集团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力量，但这个庞大的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而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其中段祺瑞牢牢掌握着中央军权，冯国璋凭借在地方的雄厚根基控制着东南半壁，黎元洪则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坐镇总统府，三方势力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长期相互牵制角力不断。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病逝，北洋体系彻底失去了唯一能够震慑各方的最高仲裁者，原本被压制的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各方势力开始重新洗牌。
对段祺瑞而言，他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就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推动民国政府对德宣战。
在他看来，对德宣战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外交问题，更是他重塑北洋权力结构、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工具。
通过参战，民国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日本的大量贷款，这笔资金既能用来扩充自己的皖系军队，又能绕开国会的制约重新掌控全国的财政大权和军权，从而彻底打破当时三方制衡的局面。
但段祺瑞的这一主张，遭到了黎元洪和国会的坚决反对。
黎元洪担心段祺瑞一旦借参战之名扩充军力，必然会独揽大权进而削弱自己的总统权力，国会中的议员们也担忧文官体系会被军阀势力进一步挤压。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政治博弈愈演愈烈，到1917年5月，这场对峙终于达到了顶点。
黎元洪在国会的支持下，最终下定决心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接到免职令的段祺瑞怒不可遏，当即收拾行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表面上看，段祺瑞失去了总理职位，政治生涯陷入低谷，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北洋枭雄从来没有真正认输，他只是在等待一个能够逆风翻盘的绝佳机会。
二、张勋为何敢发动复辟
提起张勋，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坚守封建思想的莽夫，但实际上能够在北洋乱世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他，绝非毫无头脑的鲁莽之辈。
作为北洋旧将，张勋始终保留着头上的辫子，手下的军队也都留着辫子被称为“辫子军”，多年来他一直打着“保皇”的旗号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却始终没有真正付诸行动。
1917年夏天，他以“调停”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为借口率军入京，随后迅速发动复辟，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其实有着他深思熟虑的政治判断。
首先，当时北京城的防务力量十分薄弱，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段祺瑞被免职离京后，他手下的皖系军队大多撤出北京周边，中央军权出现了明显的真空。
黎元洪虽然身为大总统，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嫡系军队，在军队中也缺乏足够的威望根本指挥不动部队。
张勋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率领自己的五千辫子军大摇大摆进入北京，整个过程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实质性的阻拦，顺利控制了北京城的核心区域。
其次，更关键的一点是张勋并不相信自己会孤军作战。
他深知北洋军阀内部对共和制度的态度错综复杂，不少人都是从清朝旧臣转变而来，对清朝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所以他判断北洋内部至少会有一部分人对他的复辟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判断并非完全错误。在复辟行动初期，北京周边的各路军阀都选择了沉默观望，态度十分暧昧，既不明确表示支持，也没有立即出兵反对，这无疑给了张勋极大的鼓舞。
而段祺瑞的沉默，更是给了张勋最大的心理支撑。
作为北洋军阀中的核心人物，段祺瑞及其皖系军阀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复辟行动的成败。
在张勋看来，段祺瑞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反对，就意味着复辟行动没有触及皖系的核心利益，甚至可能得到他们的默许。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判断，张勋才敢在进入北京后迅速动手，贸然发动了这场注定无法成功的复辟行动。
三、段祺瑞的沉默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都曾疑惑，段祺瑞到底是不是真的反对复辟？从他的政治立场来看，他绝对不可能支持清朝复辟。
要知道北洋体系本身就是在共和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旦复辟成功，北洋军阀们赖以生存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质疑，所有军阀的地位都会变得岌岌可危。
但反对复辟，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出兵制止复辟，这正是段祺瑞的高明之处。
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这场复辟行动根本不可能成功。
当时的清廷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统治基础，既没有能够调动的军队，也没有支撑王朝运转的财政收入，更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张勋手下的辫子军虽然看似凶悍，但总人数不过五千人，而且部队内部成分复杂忠诚度并不稳固，根本无法与北洋各路军阀的重兵相抗衡。
所以在段祺瑞眼中，这场复辟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是一场短暂的政治闹剧，根本不需要急于一时去制止。
既然知道复辟注定失败，段祺瑞便选择了按兵不动耐心等待。
他真正需要的不是阻止这场闹剧，而是要利用这场复辟制造足够大的政治震荡，为自己的复出铺路。
清帝复位本身就是对共和制度的公然践踏，是对民国根基的最大威胁，这种威胁必然会迅速唤醒全国各地军阀以及社会舆论的恐惧心理，让大家意识到共和制度面临的危机。
而段祺瑞要做的，就是在最合适的时机站出来，以“保卫共和、讨伐逆贼”的名义重新出场，这样一来他不仅能获得道义上的制高点，还能名正言顺地集结力量夺回权力。
四、复辟如何为段祺瑞铺路
张勋复辟的这12天里，全国的舆论风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因为“府院之争”而分裂的各方力量，在复辟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迅速团结起来。
无论是南方的护法派，还是北方的地方实力派，都纷纷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复辟，谴责张勋的倒行逆施。
“共和国面临生死危机”的说法迅速成为主流叙事，全国上下都在呼吁有人能够站出来讨伐逆贼，挽救共和。
就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段祺瑞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1917年7月3日，他在天津马厂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讨逆军”并自任总司令，随后调集皖系军队挥师北上讨伐张勋。
此时的段祺瑞，早已不是那个被免职的失意总理，而是成为了全国民众心中“保卫共和”的英雄。
此前那些反对他的人，此刻为了保住共和制度，也不得不选择支持他，希望他能够尽快平定叛乱稳定局势。
黎元洪此时早已陷入绝境，他亲手邀请张勋入京调停，最终却引狼入室导致复辟发生，政治威信彻底破产。
走投无路的黎元洪不得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还通电全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完全接受段祺瑞的复出。
7月12日，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张勋的辫子军一触即溃，他本人仓皇逃离北京，这场持续了12天的复辟闹剧正式落幕。
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顺理成章地重新执掌北京政权。
他借着“保卫共和”的余威，成功完成了几件改变北洋政局的关键事情：
一是彻底重掌中央军权，将皖系军队扩充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二是通过修改约法等方式进一步边缘化总统权力，让大总统彻底沦为象征性的职位；
三是彻底扫清了对德宣战的政治障碍，此前坚决反对宣战的国会，在“保卫共和”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解散，段祺瑞随后迅速推动民国政府正式对德宣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勋复辟从来都不是段祺瑞的意外麻烦，而是他精心等待的一次完美政治转折点。
五、清帝只是棋子
在这场牵动全国的权力博弈中，最无力也最可悲的人莫过于溥仪。
当时年仅11岁的他，被张勋等人强行迎入宫中，重新穿上龙袍登上太和殿宣布复位，看似实现了“王朝复兴”的梦想，实则对局势毫无掌控之力。
他既无法号令全国的军队，也无法左右北洋军阀的决策，甚至连紫禁城之外发生的事情都知之甚少，只能成为各方势力进行政治算计的象征符号。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当时的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复辟，只是被一群大人簇拥着做各种仪式，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张勋等人的安排接见官员、发布诏书。
他以为自己真的能够重新成为大清的皇帝，却不知道自己只是张勋用来博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更是段祺瑞用来撬动权力格局的棋子。
复辟失败后，溥仪再次黯然退位，他的身份比之前更加尴尬。
虽然依旧可以住在紫禁城享受优待，但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地位和尊严，只能在北洋政府的监视下苟活。
他所经历的这场复辟，从来都不是王朝复兴的希望，而是被各方势力反复利用的悲惨政治命运。
事实上，这场复辟闹剧真正较量的从来都不是“帝制与共和”的制度之争，而是北洋军阀高层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是段祺瑞、冯国璋等实力派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博弈。
最终的结果是张勋成了这场博弈的牺牲品输得一败涂地，溥仪被彻底抛弃沦为边缘人，而段祺瑞则凭借着精准的算计和冷静的布局，赢得了最关键的一局，成为了北洋政局真正的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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