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玉珍手腕上戴着两块表。
左边是平壤时间，精准、恒定，像她三十年的人生。右边是北京时间，快一个小时，嘀嗒声里藏着这个陌生国度的全部魔幻。
上海虹桥机场的行李转盘前，朴玉珍第一次对“物质”这个词有了生理性理解。
一个中国女孩托运了三只大箱子，箱子撑得滚圆，拉链缝里露出一角粉色毛绒玩具的耳朵。“都是给家里带的，”女孩对电话那头撒娇，“还有你爱吃的西班牙火腿！”
朴玉珍低头看自己的行李箱——24寸，半空，里面整齐叠放着两套换洗制服、三双丝袜、一本《导游外语手册》。箱角塞着一小包医用口罩，那是临行前母亲偷偷塞给她的：“听说中国空气不好。”
欢迎宴设在外滩一家餐厅。菜单递过来时，她数了数：十二道菜。在平壤，接待中国游客的最高标准是“八菜一汤”，那需要特批。
“这是本帮菜特色，”中方接待员热情介绍，“红烧肉一定要尝尝，我们上海人做这个最拿手。”
酱红色的肉块堆成小山，肥肉部分晶莹透明。朴玉珍夹了一块——在朝鲜，肥肉是珍贵部位，通常留给老人和孩子。肉入口即化，甜咸交织的汁水在舌尖炸开。她慢慢咀嚼，突然想起昨天离开平壤前吃的最后一餐：一碗米饭，一碟泡菜，两片午餐肉。那是母亲特意准备的送行宴。
“中国导游……平时也吃这些吗？”她试探着问邻座的中国同行小陈。
小陈正用手机拍菜品发朋友圈，头也不抬：“嗨，这算什么。我们自己聚餐比这丰盛多了，上周刚吃了人均五百的海鲜自助。”
朴玉珍在心里换算：五百元人民币约合六万朝元，是她四个月工资。
研修安排参观上海一家大型旅行社。在那里，朴玉珍遇见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
林薇，三十一岁，上海本地导游，专做欧洲高端定制游。她穿着剪裁得体的米白色西装，谈吐间夹杂着英文单词，手腕上的Apple Watch偶尔亮起通知。
“我刚带完一个瑞士团，”林薇的声音轻快，“客人对豫园很满意，小费给了这个数。”她比了个手势，那是朴玉珍半个月的工资。
交流环节，林薇问：“你们平时主要接待哪里客人？”
“中国朋友最多，”朴玉珍用练习过无数次的官方回答，“还有俄罗斯、东南亚的朋友。他们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很感兴趣。”
“那收入呢？听说你们有外汇券？”
问题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什么。朴玉珍保持微笑：“我们为国家服务，报酬不是首要考虑。”
林薇点点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不是鄙夷，更像是……怜悯。那天下午，林薇邀请朴玉珍喝咖啡。在星巴克靠窗的位置，她讲了自己的故事：农村出身，自考大专，从地接导游做到现在，去年刚在上海郊区买了套房。
“六十平，不大，”林薇搅拌着拿铁，“但是我自己的。每月还贷八千，压力不小，但踏实。”
朴玉珍想起自己在平壤的公寓——国家分配的，十二平米，三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她住了八年，还在等待换大一点房子的资格。
“你不结婚吗？”她问。
“急什么，”林薇笑了，“我现在赚得比男朋友多。他说等我什么时候想结了再说。”她眨眨眼，“在我们这儿，这叫‘女性经济独立’。”
窗外，一个年轻男人骑着电动车经过，后座坐着一个女孩，双手环着他的腰，脸贴在他背上。风吹起女孩的长发，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朴玉珍突然想起自己的初恋。那个人民军军官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玉珍同志，组织上希望我找一个更……稳定的伴侣。”后来她听说，他娶了一个在幼儿园工作的女孩，因为那女孩的父亲是道党委干部。
稳定。在朝鲜，这是对婚姻的最高赞美。
研修最后一晚，几个朝鲜女导游都没睡。她们聚在酒店房间，窗帘拉紧，声音压得很低。
房间里摊着从楼下便利店买来的东西：薯片、巧克力、火腿肠、酸奶。这是她们用剩余经费买的“秘密物资”——一部分自己吃，一部分要带回国。
“你们知道吗，”最年轻的美熙小声说，“我听中国导游说，他们生孩子政府还给补贴。”
“不止呢，”另一个接话，“产妇有半年产假，丈夫也有陪产假。”
朴玉珍没说话。她想起嫂子生孩子时的情景：产假45天，第46天准时回纺织厂上班。哥哥请了半天假去医院接，被车间主任批评“缺乏革命意志”。
“中国女人……真敢离婚，”美熙又说，“我昨天看电视剧，那个女主角结了三次婚。”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在朝鲜，离婚是档案上永恒的污点，离婚女性被称为“破碎的家庭”，意味着失去很多机会。
朴玉珍想起林薇的话：“我谈过三次恋爱，每一次都知道自己要什么。”她说这话时语气随意，像在说“我买过三支口红”。
原来在有些地方，女人的生活可以不只是一条单行道。可以有岔路，有回头路，甚至可以有完全相反的方向。
飞机上，朴玉珍旁边的中国大妈一直在说话：“姑娘，你们朝鲜真好，没污染，人也纯朴。我们这儿啊，人心都坏了，就知道钱钱钱……”
朴玉珍微笑点头，心里却想起昨天在南京路看到的一幕：一个年轻女孩和男友吵架，气得把包扔在地上。男友捡起来，拍拍灰，笑嘻嘻地哄。最后女孩破涕为笑，两人手牵手走了。
那种可以随意发脾气、可以被哄、可以和好的奢侈，比任何物质都更让她震撼。
飞机越过鸭绿江时，朴玉珍看了眼手表。左边是平壤时间，下午三点。右边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她突然明白了这两块表真正的区别：不是一个小时的时差，而是两种时间的流速。一种时间像深潭，平静，缓慢，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另一种时间像激流，奔腾，多变，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可能。
空乘开始发放入境卡。朴玉珍在“申报物品”一栏停顿了。她箱子里有：三盒巧克力、两管牙膏、一支润唇膏、五包方便面。还有林薇送她的一本书——中英文对照的《世界旅游地理》，扉页上写着：“给另一个版本的我。”
她勾了“无”。
飞机降落了。平壤机场的大厅挂着新标语：“以火热的斗争精神开创繁荣新时代！”字体鲜红，笔画刚劲。
海关检查很顺利。官员看了眼她半空的行李箱，点点头：“辛苦了，同志。”
走出机场，十月的风吹在脸上。朴玉珍深吸一口气——平壤的空气确实更干净，干净得几乎透明，干净得能看见空气的边界。
接她的车已经等着。司机接过她的行李，随口问：“中国怎么样？”
“发展很快，”她用标准答案回答，“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车驶向市区。路过凯旋门时，一群学生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孩子们穿着整齐的校服，红领巾在风中飘扬。
朴玉珍摸了摸自己的包，里面装着那本《世界旅游地理》。书的硬质封面硌着手指，像一个无声的秘密。
她突然想起林薇最后对她说的话：“你知道吗？我最大的梦想是带团去朝鲜。不是官方安排的路线，是真正地走街串巷，看看普通人怎么生活。”
当时朴玉珍回答：“我们的人民生活很幸福。”
现在，在回公寓的车上，她悄悄摘下了左腕上的平壤时间手表，只留下北京时间的那块。表盘在昏暗的车厢里泛着微光，秒针坚定地走着，嘀嗒，嘀嗒，嘀嗒。
车窗外，平壤的夜晚正在降临。路灯次第亮起，勾勒出大同江安静的轮廓。远处的柳京饭店矗立在暮色中，像一枚指向天空的巨大箭头。
朴玉珍握紧了手腕上的表。这块表会走快一个小时，永远提醒她时差的存在——不仅是时间的时差，也是生活的时差，可能的时差，另一个版本的自己所在的时差。
司机打开了收音机。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充满激情：“在全国人民的奋斗下，我们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朴玉珍闭上眼睛。在黑暗里，她看见上海外滩的霓虹，南京路上的人潮，星巴克窗外的电动车，还有林薇说“女性经济独立”时发亮的眼睛。
然后她睁开眼，调整表情，准备明天的工作。明天早上八点，她将带一个中国考察团参观纺织厂。她要微笑，要讲解，要展示一个繁荣、幸福、无可指摘的朝鲜。
但手腕上的表会继续走动。嘀嗒，嘀嗒，快一个小时。像一个温柔而固执的提醒：世界不止一种时间，人生不止一种可能。
就像她终于明白的——有些裂缝一旦看见，就再也无法当作不存在。它们不会消失，只会静静地生长，在每一个寂静的夜里，在每一次对表的时候，在你望向窗外想象另一个版本的自己时。
车停了。公寓楼到了。朴玉珍拎着行李箱下车，抬头看了眼自家的窗户——四楼左边，窗帘拉着，母亲应该在准备晚饭了。
她深吸一口气，把北京时间手表摘下来，放进内衣口袋。然后重新戴上平壤时间手表，调整到准确时间。
上楼，开门，母亲迎上来：“回来了？累不累？”
“不累，”她微笑，“一切都很顺利。”
而那块藏起来的手表，贴着她的胸口，继续跳动。像一颗移植的心脏，带着另一个世界的节律，在她身体里安静地、不可逆转地跳动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