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豪强改写千年妍丽旧书风！北魏书风总览，万千流变雄奇第一话|北魏孝文帝|墓志|始平公造像记|平城|草原豪强|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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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4 世纪初，华夏大地陷入南北分裂的格局。晋室被迫南迁，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也随之纷纷南下。至此，魏晋新书风的核心区域，由洛阳转移到了江南。

到了 4 世纪后期，南方书风演进至 “二王” 阶段，流行起欹侧遒媚的今体书法，南朝一脉相承地延续了这一书风。在 5 世纪后期的宋齐时期，铭石书所采用的同样是新妍的今体楷书。

而在北方，多个政权割据混战，进入十六国时期。直至 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北方自此踏入北朝时代。彼时，北方书风仍不过是西晋书风的延续。

北魏孝文帝于 494 年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行 “汉化改制”。此举使得北魏书法迅速与南朝书风接轨，从而改变了持续百余年的 “南妍北质” 之态势。

一、北魏书风：从古质到新妍

清朝时，学者书家开始关注北朝碑刻书法，并将其命名为 “北碑”。晚清康有为对北碑中的 “魏碑” 尤为推崇，不过他所见多为北魏后期书迹，且侧重于审美层面。

欲深入了解北魏书风的演进历程，可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期：从 398 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 494 年迁都，此为平城时期；494 年迁都洛阳至 534 年北魏灭亡，是为洛阳时期。对比这两个时期的铭石书体，能洞察北魏书风的变化；综合审视二者，北魏书法演进全貌将更为明晰。

北魏平城时期长达 97 年，是洛阳时期 41 年时长的两倍有余，但平城时期留存的书迹却远少于洛阳时期。目前所见平城时期的碑版、墓志、造像记、题名、塔铭、买地券等铭石书迹，约 40 种，其中半数以上为隶书。

彼时的碑版、墓志，多采用隶书（或潦草隶书），延续汉魏西晋铭石书旧制。碑版方面，像太武帝拓跋焘东巡在河北刻立的《皇帝东巡碑》（437 年）、文成帝拓跋濬南巡在灵丘刻立的《皇帝南巡碑》（461 年），以及当今书家熟知的《南北朝太极碑嵩高灵庙碑陈叔通旧藏本》（456 年），均为篆书题额，隶书碑文，以双刀刻就，笔画呈方形，较西晋隶书已有变形。

墓志方面，如《平国侯韩弩真妻墓志》（454 年）、《刘贤墓志》（452 - 465 年）、《司马金龙墓志》（484 年）这类碑形墓志，同样是篆书题额，隶书志文。《龙思伯墓砖》（451 年）、《申洪之墓志》（472 年）则属草率的隶书。

平城时代的楷书多见于造像记及少数墓志，此时楷书仍是正面结字，属于带有隶意的 “平划宽结” 式。

而刻于平城晚期的《北魏宕昌公晖福寺碑》（488 年）较为特殊，不仅采用楷书，且结字显欹侧，无隶意，接近洛阳时期的楷书新体，不过属于 “斜划宽结” 式。

北魏迁都洛阳后进入王朝后期，碑版、墓志、造像记所呈现书体以楷书为主。清朝碑学家所说的 “魏碑”“魏体”，主要指洛阳时期的铭石楷书，清人称之为 “真楷”。

洛阳时期楷书体势，由平城时期的 “平划宽结”“斜划宽结” 转变为 “斜划紧结”，具体特征为：横向笔画左低右高，撇捺舒展，点画俯仰向背，结构欹侧繁密，体态严整端庄。这种楷体是北魏后期正体，最初在洛阳地区上流社会流行，可称其为 “洛阳体”。

洛阳时期 “斜划紧结” 的楷书，《牛橛造像记》（495 年）年代较早，《北魏元桢墓志》（496 年）最为典型，《始平公造像记》（498 年）最为著名，笔画皆方峻。当时，皇族、元氏嫔妃、贵族官僚的墓志、碑刻及造像记普遍采用这种楷体，“写经体” 也是此类楷书，并流传至北魏其他地区。

洛阳时期众多楷书书迹虽有 “斜划紧结” 的共同特点，但姿态各异，可谓 “各显奇妙，无一相同”。例如在洛阳地区出土的墓志，《元绪墓志》结字修长，有左倾之态；《元详墓志》（508 年）圆润秀雅，笔韵十足；《元怀墓志》（517 年）笔画匀称瘦劲，结字宽宏，疏秀静谧；《孟敬训墓志》（513 年）结字紧凑侧偏，呈纵势；《李超墓志》（525 年）峻美且富笔趣；《始平公造像记》笔画极为方锐厚实，如斩钉截铁，结体严密，字势雄劲。

山东、河北地区的 “洛阳体” 书迹也各具特色，《郑文公碑》（511 年）笔圆体方，含蓄沉稳；《张猛龙碑》（522 年）笔画方峻，结字左倾；《马鸣寺根法师碑》（523 年）峻宕不整；《高贞碑》（523 年）笔方字正；《刁遵墓志》（517 年）笔力内蕴，圆融柔和；《崔敬邕墓志》（517 年）笔画挺劲，结体斜耸而周正。

北魏铭石的楷书出自各地书手，虽皆尊崇 “洛阳体”，但各有书写习惯，刻工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形貌各异。即便一人所书，因字迹大小、体势正斜、刻工精粗不同，也会产生不同形态。

近代康有为喜用主观想象追述北魏书作美感并进行品第，但不区分当时正体与俗体，不辨别隶书和楷书差别，不厘清书作先后关系。当下书家承袭康有为观点，沉迷审美品评，难以知晓北魏书法演进的真实状况。

北魏书风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铭石书的主要书体由隶书转变为楷书；二是楷书体势由 “平划宽结” 的 “古质” 演变为 “斜划紧结” 的 “新妍”。这两个变化，北方滞后于南方。早在 5 世纪中后期，南方铭石书已以 “斜划紧结” 的楷书为主导。而以 “二王” 为代表的欹侧遒美的新体楷书出现更早，4 世纪末东晋后期已在江左地区盛行。

北魏书风的变化，在平城时期已有不自觉的渐变，如《晖福寺碑》采用楷书且体态欹侧便是例证。洛阳时期书风与南朝接轨，出现彻底革新的骤变，此时 “魏体” 楷书接近王献之《廿九日帖》中的楷式。

二、北魏帝王贵族的“汉化”

北魏书风的演变，无论是平城晚期的渐变，还是洛阳时期的骤变，都与北魏帝王贵胄的 “汉化” 进程紧密相连。

北魏由鲜卑族拓跋珪于 386 年建立。398 年，拓跋珪从草原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开始统治汉族农耕地区。为实现有效管理，鲜卑统治者迫于形势，不得不招揽北方汉族士人进入政权。这些汉族士人凭借文化优势，践行儒家的人伦理想。

据《魏书・太祖纪》记载，拓跋珪称帝之初，在平城 “营造宫室，建立宗庙，设立社稷”，皆模仿 “邺、洛、长安的规制”。“初建台省，设置百官，封授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全部任用文人”。“令五经群书各自设置博士，增加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还 “召集博士儒生，依照义类相从之法编定一部四万余字的《众文经》字典”。此外，“诏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掌管官制，确立爵品，制定律吕，协调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写郊庙、社稷、朝觐、飨宴的礼仪；三公郎中王德制定律令，申明科禁；太史令晁崇制造浑仪，观测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领并裁定”。平城初期实施的这些安邦措施与文治政策，彰显出鲜卑统治者对汉族文明的敬服态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