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掰着指头数功臣，有的人是靠着赫赫战功写进了历史书里，有的人，却是因为那场本该属于他的授衔仪式上，人没到场，这才让人记了一辈子。
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里将星闪耀，可偏偏就缺了陈光这么一号人物。
他不是战死沙场，也不是病故他乡，而是在胜利前一年，自己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一把火，结束了才47岁的人生。
这事儿，怎么想都透着一股邪门劲儿。
陈光这人，打小就是个硬骨头。
1907年生在湖南宜章的穷苦人家，那地方的人，脾气犟。
他从小就长得壮实，爱管闲事，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看不惯一个有钱的本家叔叔欺负穷人，上去理论，几句话不对付就动了手，把人给打伤了。
族里人把他绑在祠堂柱子上，让他认错，他愣是梗着脖子，一个字都不说。
这股子狠劲儿，搁在太平年月，兴许就是个爱惹事的刺儿头。
可赶上那兵荒马乱的世道，他这股劲儿正好找到了用武之地。
从搞农民协会，到拉起十几杆土枪闹革命，他就像一块被点着的火石，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1927年，他入了党，从此把这条命交给了这支队伍。
战场上的陈光，那真是个“猛子”。
从井冈山跟着朱毛干，到长征路上啃草根，哪次硬仗、恶仗少得了他？
他打起仗来，就是个不要命的主儿，子弹打进骨头里，他能咬着牙继续在地图上比比划划，非得等战斗结束了才肯下火线。
平型关大捷之后，师长林彪意外负伤去了苏联，115师这么大个摊子，就交到了他手上。
他这个代理师长，一干就是五年，在山东那片地界上，硬是把根据地撑了起来，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那时候，他的“认死理”，是面对强敌不后退半步的决心；他的“火爆脾气”，是抓住转瞬即逝战机的果断。
可战场上是把好手，下了战场，这脾气就成了另一码事。
抗战到了后头，山东根据地的局面越来越复杂，不光是打仗的事了，还有地方上的各种工作。
陈光是管军事的，脑子里那根弦，绷的就是打仗，怎么赢怎么来。
可当时山东分局的书记朱瑞、政委黎玉他们，想问题就得从全局、从政治上来。
一来二去，磕磕碰碰就免不了。
有一次，打完“大金顶战斗”，部队里有个干部没管住，枪毙了俘虏，这事影响很不好，总部直接来了电报批评。
陈光一看电报就炸了，他觉得这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告115师的黑状，丢了他的人。
当时的老搭档罗荣桓怎么劝都没用，他非要立马找到他认定的“告状人”朱瑞，当面锣对面鼓地问个清楚。
结果可想而知，两个人吵了个脸红脖子粗，谁也没说服谁。
罗荣桓是个明白人，心胸也宽，他知道陈光是护着部队的荣誉，也懂朱瑞他们搞政治工作的难处，两头劝，想把这事抹平。
可陈光那儿就是一根筋，他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没什么好商量的。
这种不晓得转弯的性格，让他在处理上层关系时，越来越孤立。
后来有件事，听着就让人后背发凉。
抗战后期，中央让山东的领导班子互相推荐，选拔新的负责人。
罗荣桓推荐了朱瑞，朱瑞推荐了罗荣桓，连陈光自己，推荐的也是罗荣桓。
可圈可点了一圈，愣是没一个人推荐他这个战功累累、独当一面的代师长。
这已经不光是脾气问题了，说明在那些高层领导眼里，他陈光已经是个“不合群”的麻烦人物了。
全国解放后，陈光到了广州，当了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官不小。
可大城市里的工作，比在山沟里打游击复杂多了。
当时解放海南岛的战役马上要打，陈光就动起了心思。
他老家离广州不远，认识的人也多，就想利用自己的关系，找一些跟国民党那边能说上话的老乡、海外关系，去策反海南岛的守军。
同时，他还从老家招了一批烈士后代和青年学生，自己办了个训练班。
在他看来，这跟战争年代搞敌后工作没啥两样，都是为了革命嘛，条条框框哪有那么死。
可他没想明白，现在是1950年了，不是1940年了。
广州城里，一举一动都得按规矩来，讲究的是组织程序。
他没跟上级打报告，就私下里联系那些背景不清不楚的人，还自己招兵买马办训练班，这一下就踩了最要命的红线。
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的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批评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陈光那股犟劲又上来了，他觉得自己一片好心，是为了工作，死活不肯承认错误。
这么一来，矛盾一下子就顶到了天上。
事情报到中南局，过去在山东就跟他不对付的一些人，正好抓住了把柄，说他“居功自傲”、“闹独立性”，问题越说越严重。
1950年7月23号，那天发生的事，比戏里演的还让人想不到。
他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说是请他去荔枝湖公园划船散散心。
陈光也没多想，就去了。
可他前脚还在湖上跟老部下说着体己话，后脚一回到住处，天都变了。
警卫员的枪被下了，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等着他的是一张撤职的命令和软禁的通知。
打这以后，各种陈年旧事都被翻了出来，还被添油加醋地歪曲。
说他1946年在东北，因为战局变化没来得及上交一部电台，是“抗命不交”；说他1947年一次侦察行动，是“拥兵观望”；甚至还瞎编说他在长春解放后，把缴获的物资都弄自己腰包里了。
这些脏水一盆盆泼过来，对一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军人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就这样被关了起来，与世隔绝，写的申诉材料都跟石沉大海一样，没一点回音。
他想不通，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痛苦更要命。
1954年，在武汉一间小楼里，这位曾经的猛将，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切。
1988年，一份中央文件下来，说当年对陈光的处理是错误的，给他恢复了名誉和党籍。
可人，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成了一捧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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