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早春，北大红楼的阶梯教室里仍透着寒意，年轻的李英才——后来署名“苦禅”——抱着画夹蹲在门口。他听到里头有人朗声背诵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声调里带点湘音。旁边同学低声说，那是湖南来的毛润之。那一刻，两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并没料到，三十年后会因一封半醉之信再度牵起因缘。
李苦禅其人，1899年生在山东高唐。家里种地，也教孩子练拳写字。少年爱动手，村口破砖墙就是他的画板。1918年进京，他白天在北大旁听中文课，夜晚钻进琉璃厂看碑帖，一入画道便收不住。1923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先学西画，再拜齐白石，正式走上大写意花鸟之路。
性子直，朋友多。1927年北方左联缺经费办杂志，他一口气把卖画所得几十块洋钿掏空。“给革命，值！”他常这么说。那几年，李苦禅跑过地下交通线，掩护过被通缉的学生，还替八路筹过药品。日军怀疑他通共，1941年秋闯进他在北平沙滩后街的小院，把他绑去了宪兵队。鞭子下他咬紧牙关，硬是没吐出一句同党名字。
1945年抗战胜利，他被放回。北平城一片狼藉，李苦禅钻进画室连画三天，一气呵成《墨荷图》，题款：“残荷留得听雨声。”徐悲鸿看后摇头说：“你这翅膀硬了。”不久，北平艺专改成中央美术学院，他受聘教写意。然而课程安排偏向素描油画，写意课时被挤得只剩周六上午。到1949年底干脆没了课，他被编入行政科管仓库，薪水仅够糊口。
妻子周秀文身体不好，孩子又在上学，家里时断顿炊。朋友劝他卖画补贴，他却总想着“画要留给后人，不该换成米面”。这种拗劲，既是骨气也成了枷锁。
1950年7月的一夜，他在琉璃厂老友处小酌，几杯绍兴黄酒下肚，压抑多时的苦闷爆发。回到家里，他铺纸调墨，笔走龙蛇。信中写道：“润之兄：旧日课堂一别，转瞬卅年。今处困顿，蒋介石已弃我等同胞于不顾，只得烦兄代为作主。”末了又加一句：“此信得罪，酒醒当悔。”
封好牛皮纸信封，他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亲启”，贴上4枚边币邮票，深夜步行到东四邮局投递。街灯昏黄，他的影子在青石板上摇晃，心里却突然轻松。
次日清晨醒来头痛欲裂，想到昨夜情形，他直呼糟糕。身边朋友调侃：“信已飞出，后悔也拦不住啦。”李苦禅苦笑，整日忐忑。
8月下旬，田家英登门。院门吱呀一响，李苦禅迎出，“先生，我奉主席之命前来了解情况。”短短一句让院里空气都安静了。李苦禅忙让座，连连道歉：“酒后唐突，实在惶恐。”田家英摆手，“主席说，国家需要人才，生活问题不应拖你后腿。”
很快，中央批复：恢复李苦禅教授职务，另设民族艺术研究所，请他主持写意教学与研究。待遇比照正教授，家属医疗统筹解决。徐悲鸿亲自来到画室，“老李，好好干，大写意要有人扛旗。”两位画坛老友相视一笑，往日隔阂一扫而空。
1952年秋，李苦禅在文化部礼堂办《鹰石图》义卖，所得全部捐给抗美援朝志愿军，他在捐赠簿上留下一行行草：“我以我笔，助吾国威。”那幅雄鹰展翅的作品，被志愿军总部珍藏。
其后十余年，他弟子遍布各地，美院课堂常常站满旁听生。有人问他为何钟情鹰鹫，他答：“鹰守高空却念家山，人也当如此。”语毕抖抖烟灰，笑得爽朗。
晚年回忆1950年那封信，他自嘲：“若非那几杯酒，怕也撑不到今天。”友人半开玩笑：“醉酒胆大，也是一种道法。”李苦禅摆手，“非也，是我相信润之兄仍把天下读书人放在心上。”
他在1976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七十七岁。遗稿中留下两行小楷：“写意不息，江山常新。”那枚当年贴向中南海的牛皮纸信封，田家英一直保存，成为中央档案馆编号为1950-0917的珍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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