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的一个清晨，蒙阴县孟良崮山脚雾气未散，几位老人扶着一位头发雪白的女士慢慢走进陵园。她是张灵甫遗孀王玉龄，身旁还有张家后人。香烛点起，叹息声穿过松林，引来不少游客侧目。就在人们还没回过神时，陵园管理员发现献给烈士的花圈被挪到七十四师旧址前，这一幕，很快在当地传开。
第二天下午，山东有关部门邮箱里出现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署名：粟戎生。信中一句话最扎眼——“难道孟良崮歼灭七十四师是错误的吗？”几行字像刺刀一样直插事件焦点，也把外界目光重新拉回到六十年前那场激战。
1947年5月13日，华东野战军依托蒙阴、沂南的山岭开始对整编七十四师实施分割包围。陈毅在前线反复嘱咐：“活捉张灵甫并不重要，咬住主峰才算赢。”同夜，粟裕命4纵、6纵抢占孟良崮北麓，封死救援通道。两天后，黄伯韬、李天霞各自拉出部队，却被阻于临沂、费县一线。电话线被剪，电台被压制，七十四师成了一座孤岛。
16日拂晓，炮火像骤雨砸向主堡。山腰的松树被炸成木桩，冲锋号踏着硝烟拉响，解放军喊出了“掏心一拳”的口令。其后30小时，孟良崮山体几乎被削去一层土。17日下午五点，张灵甫带着残余警卫退到西南斜坡，子弹打光，绝笔电报也在此时发出。暮色降临，枪声稀落，战斗终结，七十四师两万余人覆灭。
蒋介石气得摔杯，说那是“国军最惨痛之役”。对华东野战军而言，这一仗不仅拔掉了华东战场最大钉子，也把苏北、鲁南的战略主动权紧紧攥在手里。胜利背后，付出的却是近一万将士的生命——其中不乏19岁、20岁的年轻面孔。
那一年粟戎生五岁，被母亲抱在临时指挥部的窑洞外。枪炮声震得墙泥簌簌往下掉，他捂着耳朵仍能听见父亲在里屋压低嗓门发号施令。“部队少流血，老百姓才能过活。”这是粟裕那夜留给儿子的最深记忆。
自小在战火里长大，粟戎生对“牺牲”二字敏感得很。上小学，他用缴获的弹壳做铅笔盒；上中学，他每天跑五公里，只为将来能进部队。1961年，他如愿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父亲告诉他：“别只想着拔枪冲锋，现代作战靠脑子。”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病与世长辞。骨灰撒在孟良崮当天，粟戎生站在山顶，一抔土随风滑落，他说不出话，只觉得胸口发闷。对他而言，那里埋着的不仅是父亲，更是几万名再没回家的弟兄。
正因如此，当有人把花圈摆到张灵甫旧址前时，他怒了。信里，他要求两点：一、祭品必须移走；二、陵园须张贴说明，将孟良崮战役性质写得明明白白。话不多，却句句有火药味。“把烈士陵园当成个人纪念地，是在伤战友的心。”这是他写的最后一行。
来信送达三天后，临沂方面迅速行动：所有与七十四师相关的祭品撤离，陵园入口增设战役说明牌，并限定纪念范围。士兵搀扶着老兵，重新在陈毅、粟裕塑像前脱帽默哀。风吹过山谷，只剩旗帜猎猎作响。
有人疑惑：张灵甫有抗战功劳，为何不能祭？答案其实不复杂。抗战功绩属民族大义，可解放战争已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孟良崮纪念地纪念的是为人民牺牲的队伍，而非任何一支被击败的旧军。边界若模糊，烈士陵园就会变味，这才是粟戎生最在意的。
信件风波渐息，陵园恢复了往日秩序。游客仍络绎不绝，山坡上的石阶被踏得更亮。年复一年，解说员在第一百二十八级台阶前停下，指着弹痕诉说1947年的雨夜；少年听到“七十四师全军覆没”时会瞪大眼睛；老兵抬手敬礼，掌心微微发抖。没有夸张的仪式，没有多余的装饰，这里只留下朴素的敬畏——对胜利，也对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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