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的一个夜晚，北京西郊四季青招待所灯火通明。会议散场后，几位开国将领围坐取暖，邓小平靠在藤椅上，忽然提到三十年前的双堆集，“那一口硬骨头，啃下来了，可把粟裕他们拖得够呛。”话音不高，却让屋里瞬间安静。有人劝慰，他只是摆手，脸上浮现少见的惆怅。
时针拨回1948年9月，济南战役刚落幕，徐州剿总仓皇收缩。蒋介石深知津浦、陇海两线若被切断，华中大门将洞开，遂把白崇禧麾下的第十二兵团抽调北上。这支兵团指挥官黄维，出身黄埔一期，手握十八军、十军、十四军与85军，另配第四快速纵队，重炮、坦克、汽车一应俱全，总兵力十一万，被视作王牌中的王牌。
战局初看似偏向国民党。华野粟裕急击黄百韬，中野刘伯承、邓小平则自郑州南下，两线呈剪刀之势。蒋介石判断：只要黄维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汇合，便能形成钳形反包围，解黄百韬之围，甚至扭转全局。为此，他连发急电，要黄维“昼夜兼程”，务必十日内抵徐州。
11月8日，黄维自驻马店起程。一路炮塔冲前，坦克开道，行军速度却因道路破损远逊预期。18日，部队抵蒙城，刚扎营就与中野前锋交火。黄维打算依托涡河构筑防御，蒋介石的电报却接连催促：“务必向宿县推进。”兵团只能放弃稳扎稳打的计划，继续北上。
宿县是津浦铁路咽喉。11月16日凌晨，中野4纵攻占县城，切断铁路；两天后，华野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局势急转，国民党原先希冀的“钳形反包围”反而成了孤军突进。黄维此刻才意识到，自己离友军足有百余公里，左右皆敌。
黄维仍想突破浍河。从军事角度看，只要夺下固镇，便可取东南退守蚌埠。可这一步意味违令，他犹豫二十四小时，错过最佳窗口。24日凌晨，兵团渡河后发现两翼火光骤起，中野1、2、3、6、11纵与陕南12旅已拉成口袋。黄维急电李延年、刘汝明求援，对方却以“补给不足”为由迟迟不动。
25日下午，黄维率部向双堆集突围。由于当地产路稀少，机械化部队速度骤减，仅行十余公里便被迫宿营。夜色降临，南北东西皆起枪声，口袋彻底合拢。这一夜，中野主攻部队仅有二十余门山炮，弹药匮乏，多数团依靠掘壕接近、夜战短促突击，代价极高。指挥部里，电话线接到院子里，邓小平披着棉大衣守到拂晓。他对作战科长笑着说：“心里着急也没法，装备实在差。”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黄维阵地内仍然凑得出榴弹炮齐射、坦克冲击。26日至29日，黄维多次集中数团兵力向西南撕口，中野以步兵贴身肉搏挡住。双方唯一一次对话源于喊话——“弃械者不杀”，负责喊话的是中野11纵一名连长，只说了两遍便被机枪打断，可也让85军110师的部分官兵动摇。
12月3日拂晓，110师二团首先打出白旗。起义信号升起，中野趁机插入分割。至此，十二兵团内部分裂彻底公开。黄维提议继续突围，十四军军长万耀煌态度犹豫，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则主张“保存实力”，争执无果。5日起，中野增援的华野9纵、11纵、渤海纵陆续抵达，对双堆集实施分段开口、逐块研磨的打法。六日夜，黄维组织最后一次南突失败，坦克燃尽油料被迫弃车，战局大势已去。
激战至12月16日午后，十二兵团指挥所被中野6纵4旅攻破。黄维在指挥车内被擒，随行参谋凄然唤道：“兵团长，走吧！”他无言，微微颔首。至此，号称国民党最精锐的战略机动兵团全军覆没，俘虏逾九万，残余逃散不足千人。
这一仗打得极其惨烈，中野七个纵队平均减员三分之一，弹药几近见底，炮弹多用敌军缴获补充。华野本已准备南推徐州，因支援双堆集被迫延迟计划。战后统计，华野三个参战纵队伤亡总数高过黄百韬作战期间一倍。也正因如此，邓小平晚年提起此役总带歉意。他认为，如果中野当初装备齐整，也许不用华野驰援，就能自行解决黄维；华野随后对杜聿明集团的合围或可更早完成。
不过，十二兵团覆灭带来的连锁反应毋庸置疑。国民党徐州守军士气崩溃，杜聿明东线防线洞开。两周后，华野在陈士榘工兵部的配合下于碾庄一线强渡古黄河，杜部被迫西逃，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由此展开。
有人问黄维：为何评价中野“打败我，便可横扫江南”？他淡淡回应：“第一线装备、训练、士气，都比我差，却能啃下十二兵团。江南那些部队，遇上他们能撑多久？”此语并非恭维，而是剥开派系纠葛后对实力的冷静判断。
1979年那晚，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邓小平看着火苗出了神。有人轻声问道：“如果再来一次，会不会下同样的决心？”他收回目光，略想片刻，“该啃还是得啃，不啃，后面更难。”言罢端起茶杯，微微点头，那份迟来的遗憾在沸水蒸汽中徐徐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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