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吃过鱼翅，你却让我为鲨鱼流泪”
“繁荣如无法共享，苦难自不必共担”，随着人们认知的提高，越来越反感情感道德绑架；
于是，现在也有不少人对“圆明园是民族的耻辱”产生抵触，觉得最讽刺的并不是那场大火，而是它留下的那句潜台词，辉煌时闲人免进，毁灭时匹夫有责。
当它是“万园之园”时，它是皇家的私产；普通人别说进去，连靠近都难。
可当它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后，这片废墟却被迅速改写成一个必须全民悲伤、必须代代铭记的符号。
英法联军的暴行当然无须辩护，圆明园被焚也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浩劫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灾难应该如何被讲述？历史从来不只是发生过什么，也包括后来的人如何讲述它、使用它。
一、“责任之问与记忆之伤
一直以来，我们常说“圆明园是民族的耻辱”，但“责任”与“记忆”或许应该讲得清楚些。
对当时的清政府而言，圆明园被焚，是英法联军的暴行，也是治理失败、决策失误、无能的结果；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它负有直接责任。
但圆明园同时又是文化成果的结晶，是艺术、技术、审美与收藏的集中体；它的毁灭意味着文化被掠夺、践踏、尊严被侮辱。在这一层意义上，“耻”不再指向某个具体统治者，而是一种面向共同体身份的创伤记忆。
“责任”需要追问反思，“记忆”需要铭记；两者若被混在一起，就容易让追问被稀释成悲愤，让悲愤被训练成口号。
二、皇家私产如何变成民族符号？
在当时，圆明园是皇家的私产；可后来又为何变成“民族耻辱”的象征？
也许是因为，“民族”不是天生存在的，近代以来，现代国家需要构建“民族”这个共同体；它需要被想象、命名、教育；而共同记忆，尤其是共同苦难的记忆，是最快的黏合剂。
于是圆明园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它不再属于一家一姓，而属于“我们”；这里固然也有其积极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文化遗产不应只是权力的玩具，而应被视为公共记忆。
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一种隐秘的不公平，荣光没有共享，耻辱却被共记；如果一个时代的民众从未真正拥有那座园林，他们是否必须承担“耻辱”的道德重量？
这不是反对记忆，而是反对一种偷换，把清廷的失败，转化为普通人的精神债务。
三、废墟里的二次伤害
圆明园被焚、让人愤怒，但也不要遗漏它之后的命运，大火之后，这片遗址长期遭受持续盗拆与破坏，有关1900年前后破坏者的记载也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破坏未必全来自外部力量，也可能涉及当时的内部人员与地痞等。
这也提醒人们，文明的瓦解，往往不是瞬间爆炸，而是长期积累的松动；外敌的火把固然可恨，但如果我们仅关注那把火，就会错过更重要追问，为什么它如此脆弱？为什么它在风雨来临时无法自保？
四、背诵式悲愤的副作用
在当年民族危亡的年代，情感动员型叙事有它的合理性，说“圆明园是民族的耻辱”也许也利大于弊。
当社会教育水平不高、国家急需凝聚时，“符号化叙事”简单、有效、迅速，它让人一眼就能分清“我们是谁”，并产生行动的冲动。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公民更理性，不再满足于情绪，开始追问责任链条、制度缺陷与历史结构。
这意味着，如果“历史叙事”仍停留在“背诵式悲愤”，它就会产生“复杂原因被简化、真正责任被模糊、反思能力被情绪替代”的副作用；不接受口号的人会被怀疑“立场”，讨论空间也被压缩。
如果当记忆被工具化，历史就从一面镜子变成一面旗帜；旗帜可以挥舞，却照不见模样。
五、从“共享耻辱”到“共享解释权”
成熟的历史教育，不应只教人铭记仇恨，也应教人理解事件的根源真相，吸取教训；不希望历史悲剧重演，就应该把叙事升级为“解释型叙事”，去追问，为什么当时的清廷统治者会散失民心？军事与财政体系无法支撑现代战争？外交观念与世界秩序脱节？技术与组织能力差距被长期忽视？权力与责任可以长期割裂……
换句话说，现代爱国，不是只会喊“勿忘”，而是能把“为什么会发生”讲清楚；“爱国主义教育“也不该只是情绪共同体，更应该是思考的共同体；共享的不只是悲愤，而是解释世界的能力；共同承担的不是耻辱，而是对未来的制度责任。
六、让废墟成为探照灯，而非鼓点
“圆明园是不是民族耻辱？”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承认，历史叙事可能有时代性，历史教育也不该停留在悲情阶段。
当一个民族需要站起来时，历史叙事可以是鼓点；但当一个民族已经站起来时，历史叙事更应该是灯。
鼓点让人冲锋，灯让人看见，看见原因，看见结构，看见自身。
圆明园的废墟，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代替清朝皇帝背负羞耻，其真正的意义，是提醒我们，文明的尊严，不靠仇恨守护，而靠制度、能力与自省。
也许，当我们面对遗址，能坦然说出，“这是外部侵略的暴行，也是内部治理的失败；这是文明的创伤，也是反思的起点”时，才算真正读懂了圆明园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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