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金风微凉。授衔仪式结束后，刚戴上八一勋章的杨勇回到休息室，执意脱下簇新的将军礼服，换回那件泛白的旧呢子大衣。同事劝他多照几张相片，他摆手笑道：“军功是部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镜头别老对着我。”这句话后来被不少战友记了下来，也预示了他日后面对生死时的态度——把个人淡到不能再淡。
时间快进到一九八二年初冬，首都医院的走廊里冷气穿堂。几个月来不断加剧的咳嗽和隐痛，把这位总参第一副总参谋长硬生生从办公桌前拽到病床。最初的胸透提示肺部阴影，他仍故作轻松：“小毛病，别大惊小怪。”可当医生在他的肝叶上发现指甲盖大小的肿块时，气氛立刻收紧，连手术刀的寒光都透着不祥。
癌灶切除得算顺利，然而高烧迟迟不退。会诊记录的末尾写着“不能排除低分化细胞癌全身播散”，字迹潦草，却像铁钉钉在墙上。医护人员悄悄对家属解释，若是低分化，扩散极快，基本已无逆转。林彬含泪回到病房，轻声哄他：“只是阑尾炎，已经处理干净。”杨勇抬眼看了看窗外的冬阳，没戳破。他懂医嘱，也懂爱人那份善意。
短暂休养后，他仍抱病翻阅文件，直到十二月下旬再度倒下，这次连站起身穿军装的力气都耗尽。确诊结果摆到床头：晚期肝癌。医生建议全力对症，延缓痛苦。杨勇却沉思良久，向家人低声提出：“别再折腾，让我走得干脆些。”这算是第一次开口谈“安乐死”。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震副总参谋长看望。杨勇攥着老战友的手，话音沙哑：“我痛得厉害，别浪费药，也别麻烦国家。”张震红了眼圈，只回了一句：“部队不会答应。”对话很短，却像山石般压在所有人心口。没多久，杨得志总参谋长赶来探视。病榻旁，杨勇再次提出“打一针吧”，理由依旧——省钱、省事。但杨得志摇头：“组织不能，也舍不得。”
为什么不同意？原因不简单。其一，法律和医学程序都不允许主动终止生命；其二，杨勇身份特殊，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三，也是老战友最看重的——军中需要他树立的精神标杆。新中国刚经历十年曲折，军队士气亟须老一辈的坚守。倘若一位上将因病主动求死，必定引发连锁反应，这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氛围中无法接受。
住院期间，杨勇反倒得了难得闲暇，他常把病历当日记翻，边看边回忆“那些年子弹贴耳而过的日子”。护士听见他半开玩笑：“打长沙那回，手榴弹砸头就是不响，这回病魔不讲理。”话轻，可袖口已被汗浸透。夜深人静时，值班医生偶尔推门，看到的却是他仰望天花板默默流汗，从不呻吟。有人统计，肝癌晚期剧痛时的心率可飙到每分钟一百二十以上，他却只用咬牙和沉默撑过去。
杨勇不肯写自传，却无法推掉《回忆贵州解放》的约稿。病床上，他让秘书找来旧资料，一遍遍口授修改。定稿那晚，他叮嘱：“不要多写我，多写牺牲的弟兄。”纸墨未干，夜灯映着他发白的眉毛，仿佛又回到滇黔山地的枪林弹雨。稿件寄出后，他长舒一口气：“欠的账还了。”
一九八三年元旦上午，中央慰问组带着花篮进病房。气氛温暖却压抑。杨勇第三次提出安乐死，理由依旧：国家经济紧巴巴，自己七十岁“赚够了”。慰问组成员只能以“照顾好身体”为答复。医学组随后进一步加强镇痛，却也只能延缓残酷的自然进程。
一月四日清晨，他精神突然转亮，示意家人团坐，自己靠在枕头上留下遗言录音：“我对党无愧，对同志无愧。以后别提任何要求，能自食其力最好，别给组织添麻烦。”录音机的磁带轻轻旋转，窗外寒风卷着枯叶敲击玻璃。谁也没想到，这已是诀别。
一月六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心电图化为一条直线。噩耗传来，总参机关顷刻静默。讣告上写：杨勇同志，终年七十岁。数字简单，却包含了从湘西少年到五兵团司令，再到改革新时期军队领导的全部征途。
杨勇的离世，在家属心中留下唯一缺憾——没能再踏回文家市老屋。自一九三零年出发，他只在一九四九年南下途中短停五天。此后琐事缠身，返回故里始终是“下次再说”。病榻上他最后的愿望仍是“想看看乡亲”，可时间不等人。
回头审视，杨勇三次申请安乐死未获批准，看似固执碰撞，实则折射了当时制度、伦理和担当的多重考量。痛苦，他自己扛；立场，组织守。杨得志与张震的拒绝，不仅是对法律边界的尊重，更是对长久以来“生命即责任”信念的维护。在那个年代，这份坚持重若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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