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21日下午两点，黑龙江齐齐哈尔郊外的麦茬地上突然冒出一架银灰色雅克—40客机，雪花被机轮搅得四散飞扬。村民们“嚯”地放下铁锹，小跑围拢过来，谁也没料到这是一场跨国劫机闹剧的开场。
公安人员到场后，只见舱门缝里探出一位高个子俄语男子，他摊开双手嚷道：“Я угнал самолёт！”意思是“飞机我劫持的”。简单比划后，双方确认：这名叫谢尔盖的苏联飞行员逼迫副驾驶改航线，带着四十余名同胞“跳”进中国领空，理由竟是逃避苏联民航局内部腐败的排挤。
事发当晚，黑龙江省急电北京。中央批示八个字：稳定局面，先救人后分责。零下三十五度的野外寒风像刀子，飞机若不停发动机舱温便会骤降。燃油有限，省外事办干脆把两辆面包车顶着大灯开到机下，空调全开，让乘客轮流取暖。机长连声“Спасибо”（谢谢），仍坚持“不离机、不分散”，怕一走就成了政治弃民。
这种戒备并非无端。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以来，两国舆论互相攻讦，普通苏联人对中国的想象多半停留在报纸里“贫穷、危险”的标签。如今身处陌生国度，他们心里打鼓也在情理之中。
凌晨三点，外交部代表和苏联驻华使馆专员乘专机抵达哈尔滨，再转直升机飞现场。苏方提出三点：见机组、见劫机者、立即对莫斯科通电报。中方只同意前两条中的第一条，其余待两国外长热线商量。几番角力，乘客终于点头下机，但要求“集体行动，原机返回”。
齐齐哈尔市把最好的宾馆腾出来，后厨连夜排上锅包肉、杀猪菜、风干肠。抵达已是深夜十一点，热水、羽绒被、哈啤齐备。几位空姐端着酒一碰杯，乐呵道：“味道不输波罗的海！”话音刚落，一名中年男乘客笑着说：“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翻译把这句递给在场人员，屋子里顿时轻松不少。
与此同时，谢尔盖被送往外籍人员管理所。按当时刑法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条款，法院后来判他有期徒刑八年——这是我国首次独立适用该罪名。
12月24日夜，苏联派同型号雅克—40飞抵哈尔滨太平机场。原班乘客提着装满糖果、白酒的手提袋鱼贯登机，临关门前频频挥手，眼里闪着泪光。那句“再多待几天”不再是玩笑，多多少少带了点真心。
劫机阴差阳错成了外交润滑剂。25日，我国副总理途经莫斯科时与苏方高层短暂会面，双方同意翌年春季重启副外长级磋商。麦田里的突发事件，比任何正式公文来得更快，也更直接。
1986年初，苏联航空技术组回到齐齐哈尔，对封存十四天的客机做起飞前检查。拖拉机轰鸣压跑道的场面让苏方代表直呼“难以想象”。局长亲自驾驶，飞机腾空，留下雪雾中一串尾流。地面上，中苏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照片边角已泛黄，却能看见他们笑得很真。
1991年，谢尔盖服刑期满提前获释，被遣返回莫斯科。临别时，中方送他一本《黑龙江画册》。有人问他对那段经历有何感受，他耸耸肩，只说了两个字：“奇妙。”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齐齐哈尔麦茬地早已换种新作物，但那年冬天的骤然降落，依旧是两国关系档案里无法跳过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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