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4日，鸭绿江江面雾气正浓，志愿军第39军和第40军先头部队悄然渡江时，一支身着粗布军装、却脚踏胶鞋的队伍默默列阵。有人压低声音问：“咱们是不是又要当突击队？”团长只回了两个字：“还是咱们。”这支敢打头阵的部队，正是由刘志丹一手缔造的红26军血脉延续而来——那时他们的番号叫第116师。
要理解116师为何总被选作先锋，不妨把目光拉回到1931年底。彼时的陕北高原，黄土塬上尘土飞扬。阎红彦率晋西游击大队越黄河北上，与刘志丹带领的南梁游击队在瓦窑堡相逢。两支队伍合兵后，对外自称“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这名字听上去不够精炼，却清晰表达了宗旨：反抗封建军阀，准备迎击外敌。
仅过两个月，部队依照中共陕甘特委指示改称“陕甘游击队”，而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三人轮流坐镇总指挥，也由此培养出独特的“轮值制”指挥传统：谁熟悉地形谁负责指挥、谁擅长补给谁管后勤，灵活不僵化。
1932年12月，游击队正式整编为红二十六军。整编当天不过一个团、千余人，却第一次拥有了“军”字号。对陕北革命来说，这一步意义非凡——高原上终于出现能与地方军阀旗鼓相当的正规红军番号。
1933年春夏，陕北旱情厉害，粮草紧张。陕西省委派特派员杜衡下达“夺取西安外围据点”的急进命令。刘志丹反复研究地形后提出“多点牵制、避实击虚”，却被批评为“消极保存实力”。最终红26军被迫分三路出击，在泾水河谷遭伏击，几近覆灭。危急关头，刘志丹只说一句：“先保住种子。”他带着主力钻进葫芦河两岸崖窑，依靠老乡接济，三个月内东山再起。
到1933年11月，重建后的红26军拥有五个团，兵力突破三千。资料记载的“连战连捷”并非夸张：第一次反“围剿”，他们借助延河峡谷的曲折地形，将追击的敌军分割包围；第二次反“围剿”，刘志丹索性把主力拉到外线，通过“打慢仗”的方式拖垮十倍之敌，俘虏两千多人；第三次反“围剿”，红26军和红27军合击敌整团，缔造西北红军第一次全歼正规团级建制的战例。
1935年秋，红26军、红27军会同徐海东的红25军编成红15军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个军团被改编为八路军第344旅。344旅在华北多山地带作战，作风硬朗，逐渐形成“猛打、猛冲、猛追”的传统。
1940年春，黄克诚率344旅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10旅后，部队靠着轻装机动与日军斜川支队连番交手。1945年抗战胜利，新四军主力东进东北，第10旅改番号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第十旅，继而转为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师长钟伟以靠山屯阻击战出名：四小时击溃来犯之敌十一个大队，林彪在电报里只评三句话：“打法凶狠，损失极小，继续保持。”
1948年10月的辽沈决战，二纵五师在锦州外围截击援敌，十五小时内摧毁对方六十余辆汽车，俘虏千余人，被东总点评为“头等主力师”。辽沈胜利后，二纵改称第四野战军第四兵团，五师随之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6师。
新中国成立，战火并未完全停歇。1950年秋，第39军、40军率先入朝，第116师被选作穿插尖刀。云山一役，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山地迅速迂回，击溃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一部，首开纪录。紧接着的清川江反击，116师联合兄弟部队重创美军第25师，并逼降一个美军黑人连。第三次战役时，他们抢在拂晓前冲过临津江，只用十分钟便突破封锁，创造志愿军师旅级单位一次战斗歼敌人数最高纪录。
战后统计，116师三年间累计歼敌两万余人，是志愿军同级建制中战绩最突出的部队之一。因表现优异，1953年被列为全军首批“战备值班师”十强。
1970年代，部队改装备59式坦克与63式装甲车，成为华北第一支机械化师。进入本世纪，合成化改革浪潮中，116师缩编为第116装甲旅，再到最近一次改革，旅队正式定型为陆军第79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16旅。
番号在变，传统未改。每到新兵授衔，旅史馆那面刻着“红26军”字样的残旧门板总会被抬出来。讲解员常以一句话结尾：“从南梁窑洞到鸭绿江岸，咱们这支部队只有一个习惯——打头阵。”
至此，刘志丹当年播下的种子已经跨越九十余载，从黄土高坡一路成长为今日东北重型合成劲旅。血脉的延续靠的不只是番号，更是“猛打、猛冲、猛追”的精神，把每一代官兵紧紧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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