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在上海
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起来，继续斗争。
1935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受惨重的损失，与正在长征中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直到1936年，中央派播汉年、冯雪峰同志到上海找到了被打散的同志进行重新建党的活动。那时，我在冯雪峰领导的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工作。“三人小组”是王尧山(书记)、沙文汉(张登)、林枫。
我们殷切盼望中央继续增派得力的领导干部来把上海的地方党组织建立起来。
有一天王尧山同志到我家来，带来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这个人中等身材，30岁不到，戴着一副眼镜，脸色黑中带红，像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惊异地望着，他怎么会到我们这个秘密地方来的?王尧山笑容满面连忙向我们介绍说，他是中央派来负责上海工作的，名叫刘晓。
·(一)从盲目的“革命行动”中醒来
刘晓同志是湖南辰溪县人，早年在基督教会的中学求学。经过“五册”运动，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1926年他一到上海立刻投入政治斗争中去。
1927年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前，党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他都参加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刘晓遵照党的指示退出公开的群众团体，转入了党的秘密活动，被派到奉贤县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建立党的组织，准备起义，夺取这个小城镇。这是李立三路线时期。刘晓经过奉贤特支书记金学成的介绍，在教育局训练班学习后担任曙光中学的教员。他急于举行庄行农民暴动，并计划进占奉贤县城(南桥镇)。在黑夜中，他带领暴动农民攻入庄行镇，进攻庄行警察所，夺取武器，因寡不敌众，失败了。于是他仍回上海进行地下活动。后来又被派至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学习，经过三个月的政治训练后，负责反帝大同盟的发行方面工作。
30年代初，王明竭力推行“国际路线”，错误地决定在“五一”、“五四”、“五姗”等革命节日，都要发动干部与群众到上海最热闹的地区如南京路、西藏路等地方，聚众喊口号、散传单，有的还当众演说，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每到这些纪念节日一定举行游行示威，早已全身武装，严阵以待，格杀勿论。所以每逢佳节总有许多党团员和先进分子被捕被杀，英勇牺牲。有一天刘晓同志也到了南京路去参加示威游行，他的任务是开一间旅馆房间，存放反帝大同盟的反帝传单。在巡捕滥抓滥打时，他悄悄地回到了东方旅馆。其实敌人早已注意到他手中拿了许多传单发给示威者，敌人一声不响跟他到了旅馆，在床底下找出两只小皮箱，满满装着反帝大同盟的传单。巡捕房军警就盘问他的来历，他说叫王化良，职业是呀光中学的教员，这只箱子是朋友托他保管的，内中都是教科书。巡捕听他说箱内都是教科书看也不看就走了。刘晓认为来者是英国人、印度巡捕，他们不识中国字，所以放过了他，其实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刘晓迅速走出了旅馆，直奔自己住的一个亭子间里。不料翌日清晨，大批中外巡捕蜂拥而来，刘晓当场被捕，箱子内的大量传单成了罪证。
刘晓被捕进法租界巡捕房，老虎凳、电刑等都用上了，但他始终不招认任何机关与同志关系。党派了一个律师出庭辩护，说反帝大同盟不是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组织的。结果，法租界当局判了刘晓一年徒刑。
一年刑满，他的经过党都清楚，立即恢复了刘晓的党籍，派他到江苏省委外县委员会工作。1932年初，江苏省委派刘晓到福建苏区工作，他在那里曾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代理书记数月。1934年参加长征，任第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6年2月红军到陕北后，党任命他为东征山西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1月间任红军援西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五六月间，中央派他到上海，重新建立党团组织。
刘晓同志丰富的政治斗争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谈到在奉贤领导的武装暴动，他痛心地说:“组织这样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他说:“举行公开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是自投罗网，这对组织的破坏极大，对革命没有意义。中国社会是最野蛮与黑暗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干的事，在殖民地就算非法的。吃一亏长一智，我们终于从这一类盲目的、糊涂的所谓‘革命行动’中逐渐觉悟过来了。”
(二)在重建上海党的日子里
1937年五六月间旧本军队在上海到处挑衅、示威，搞得风声鹤唳，战火一触即发.刘晓在这个风云急变时期受命到上海来重新建党。形势是多么艰巨，任务是多么急切，但刘晓十分沉着，他抓紧时间，冷静地调查研究，向坚持在上海的一些不屈的同志们反复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交换看法，商量问题。这一段时间，他经常到我家来，同沙文汉、王尧山和我交谈。当时，上海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英、美、法与日帝的矛盾在激化，租界当局对抗日运动进一步开放了，救国会中虽“七君子”被捕，但下层组织仍然很活跃，群众自发的公开组织如雨后春笋，抗日救亡的报刊风靡各界。面对这些情况，刘晓建议立即在“临委”之下建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王尧山、彭柏山、王洞若、王翰和我组成，王尧山任书记.“群委”的工作主要是帮助各界救国会打开局面。在“群委”的领导下，救国会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许多知名人物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呈现了群星灿烂的景象。例如:孙冶方在农村经济研究会大为活跃;殷扬(扬帆)在戏剧文化界崭露头角;冯定被派去参加教育界救国会，参加国难教育社的工作;顾准、王纪华、陆志仁在职业界救国会组织了蚁社，以及后来的益友社等。王翰负责领导学生救国会。在“群委”之外还建立了工人工作委员会，大力加强产业工人的工作。
刘晓为保持组织的绝对严密，只直接联系有限几个人。他除和潘汉年同志必要时联系外，就只是通过社会关系和周恩来约会讨论问题。沙文汉则同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时常见面。
11月间，上海沦陷后，“群委”结束。根据中央的指示，正式成立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成员有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等。省委成立后，展开了孤岛时期新的斗争。
(三)“孤岛”不孤团结抗战
“八一三”的枪声一响，上海周围地区战火中的难民，潮涌般逃进租界避难。数十万人到哪里去安身，他们吃什么，这是摆在上海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也正是我们党发动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机会。过去不能公开打出抗日旗帜，现在谁都可以怒吼起来，同日寇决一死战。党的“抗战到底”的口号，是人人拥护的，除了少数汉奸之外，连国民党中一贯反共的分子也能接受这个口号。
我们党在这种战乱的环境中应当做什么?刘晓根据中央关于准备长期抗战的指示精神和上海的实际情况，把租界作为我们的“根据地”，发动最广大的群众援助前线与救济从战区逃出来的成群结队的难民。这些难民现在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挤进了租界中的各大戏院、游艺场等公共场所和关着不用的空屋，即是“难民收容所”。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30个老共产党员，随同难民进入了收容所，同难民一起共生活共苦难，把这一大群失去了生存权利的难民组织起来了。杨思一、黄浩、彭柏山、石西民等同志也都住进收容所，在那里不倦地进行工作。
刘晓很懂得文字宣传的重要，通过报刊的发行，向全世界全中国人民宣传党的政策。具体工作是争取出版各种刊物、报纸、小册子，组织进步的戏剧活动。30年代许多名剧如《明末遗恨》、《赛金花》、《升官图》等都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演出来的，影响之深，出人意外。
我们凭借租界的力量，还输送了大量的技术工人、文化人、党的干部到抗日根据地，或去开辟上海附近的各县的武装斗争，如南通、南汇、川沙、崇明、嘉兴、句容、苏州、无锡、常熟、嘉定、太仓等地。
我党领导下的出版物，也在“孤岛”上雨后春笋似的出现，其中如《救亡日报》、《译报》、《华美晚报》、《生活周报》、《上海妇女》，广为传播，家喻户晓。这些抗日报刊的出版，正是我党利用“租界”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结果，甚至利用外国人的名义出版报纸，如《中美日报》、《华美晚报》等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生了太平洋战争。从此，“孤岛”不能存在了。
我们党的组织形式也改变了传统的结构，不再设立区委的组织，主要按照救国会系统的党组织，按职业分开组成各个工作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与渠道，互通声气，互相支援。在这不寻常的时期，由于刘晓热爱干部，体谅干部，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内同志关系非常团结，亲如手足，至今许多同志回顾过去，仍无限怀念。我感到，这是我在党内生活中团结战斗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四)地下军在行动
太平洋事变之后，华中局命令江苏省委各级的主要负责人撤离上海到淮南根据地。省委领导人是分批前去的。根据潘汉年同志的建议，刘晓与播汉年、王尧山、张本(前学委书记)、赵先(王尧山的爱人)、沙文汉与刘宁一一起走的;我是1942年1月先去华中局的。省委搬人根据地不久即行取消，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刘晓任部长，副部长为刘长胜同志。城工部领导华中各个城市党的工作，以上海为主.1943年刘晓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因大会延迟，他在延安任中央城工部的副部长，仍然负责指导各城市的秘密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刘晓带领一批干部由延安返回华中。我在淮安华中分局城工部见到了他。那时沙文汉任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我任南京工作部部长。我们在淮安会师了，真是十分高兴。刘晓说他就要到上海工作去。组织上已决定派我到南京工作，他非常高兴，说是又要到第一线去共同作战了。我与刘晓同志都是1946年4月间离开淮安的，他到上海，我到南京任地下党市委书记。
不久以后，内战的形势已趋明朗，长江来往被封锁，我们的文通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正在着急之中，忽然收到我母亲一封来信，说是“大肚子”要来看我，即回家一次。我知道“大肚子”即是刘晓同志的绰号，他来找我，必有要事。我匆匆回沪，果然刘晓来了我家。
他告诉我:内战是不可避免了，要立足于打。城市工作要配合前方的战争，积蓄力量，团结教育广大群众反对内战，揭发国民党祸国殃民的内战计划，这是我们的总任务。南京地处要害，又是首都，工作任务特别重要。内战至少打五年，甚至十五年，你能坚持下去吗，不怕十分严重的白色恐怖吗?我回答他:“一定能坚持下去，不过那时我们两人的头发都要白了。”说罢两人相视而笑。他又说:“长江快断绝交通，你的工作由上海联系，通过你的母亲约时间见面。”以后，我便经常到上海和刘晓商谈大事。
那时，战争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民怨沸腾。上海地下党在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国统区的斗争，刘晓及时向中央请求调整组织，建立上海局。中央同意后，上海局及时成立，由刘晓任正书记，副书记为刘长胜、刘少文、钱瑛。
1947年1月，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反美军暴行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刘晓很重视这次斗争，认为这次冲破了反动统怡的压制，恢复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高了人民群众对美国侵略本质和国民党卖国本质的认识，在运用合法斗争与群众政治斗争相结合方面取得了经验。接着刘晓同志又亲自指挥了一次“五二O”运动。
5月间，沙文汉写信到南京，要我“回家料理家务”，我立即理解，这是上海局要我去开重要的会议了。刘晓、刘长胜和我们仍在我家二楼那个小亭子间里聚首议事。刘晓同志说:“根据目前形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与国民党斗争，在学生方面提出挽救教育危机的口号，职工方面提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让人民活下去。”他问南京方面有没有力量首先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的运动?我承担了这一任务。在这个会议上，上海局决定京、沪、苏、杭等地主要学校派代表去南京共同参加示威游行。5月20日，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与市民群众的示威队伍浩浩荡荡走向珠江路，到政府机关去请愿。此刻，国民党准备已久的大队军警、马队一齐出动，冲进游行队伍，打伤打死一些学生，这即是有名的”五二O”血案。
刘晓得悉这一血案的发生，他立即指示说:“‘五二O’运动后，国民党一定会进一步迫害人民，我们需把‘反暴行’的口号一律改为‘反迫害’，把学生运动和社会各界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斗争结合起来，并立即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各地成立分会，准备战斗到底。”刘晓同志曾将详细情况电告中央，得到中央肯定。毛泽东根据这个请示报告，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认为“五二0”学生运动是在蒋管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
(五)黎明前的战斗
1948年，国民党在上海疯狂地搜捕共产党，白色恐怖严重.一天，上海局委员刘少文在一个机关接头，发现敌情，他从窗口跳出，脚虽受伤，幸见一辆三轮车，就坐车到蔡叔厚同志开设的电料行，幸免被捕。此事给大家展动很大，黎明前的黑暗，敌人会更加疯狂，必须谨慎。刘晓当机立断，下决心到香港去开办训练班。1948年夏，刘晓通知南京去10个干部到那里进行学习，主要学政治形势与党的政策。我参加时已是第二期。上海、南京的干部经过训练总结了经验，写出书面的报告回去传达，对解放南京与上海起了作用。
1949年春天，刘晓在上海召开会议，并发出了一个如何迎接大军解放京、沪的文件。根据刘晓同志的指示，南京地下党立刻具体地布置了策反国民党飞机、军舰、九十七师、四三一空军电台的官兵起义。
也许由于我对前途过分乐观，在国民党特务仍然满街满巷的时候，我却掉以轻心，大学党组织在4月1日发动大专学生上街游行，死伤了100多人。为此，受到陈毅同志的批评，我深感遗憾，至今内心沉重!
上海解放前，刘晓去了丹阳，他临去之前，叮嘱我:“你现在是市委组织部长，各方来的干部很复杂，要注意会师问题。一切公开工作都要从头学起，千万不可骄傲，要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团结同志，继续前进。上海一旦解放，你再来上海吧里”他的深情厚谊，坦率陈词，感人肺腑，我永远记着他的话，至今不能忘怀!
(六)身残志更坚
1954年12月华东局撤销，刘晓被调到外交部工作，以后担任驻苏大使。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时，刘晓将赫鲁晓夫在会上做的“秘密报告”寄给中央，并写了一份报告。他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是正确的。我对赫普晓夫的报告兴趣极大，因为我留苏时是亲身经历的。当时我已调到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我在讨论苏联问题时，说过斯大林处死布哈林等人是错误的等意见。但想不到在反右斗争时，被扣上“反苏找罪名，作为右派分子批判。当了“右派”之后，我当然不能再和刘晓通讯，他委托我照顾的儿子也不能再留在我家了。后来他的夫人张毅同志亲自来杭接去了她的儿子，临走时说了一句话:“要有信心。”
1968年的夏天，我被张春桥勒令回到上海，造反派来追查上海30年代文化界的叛徒是谁?他们点了许多人的名，其中有夏衍、于伶、沙文汉、陈鲤庭等几十个人。后来我又发现“战火”渐渐迫近刘晓，按他们的逻辑推理，如果沙文汉、潘汉年、扬帆等都是“特务”，刘晓当然是其中的首脑了。那时刘晓在阿尔巴尼亚当大使。一天，报上刊出一条消息:刘晓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回国了。过了几天才知道，他一下飞机就被押上批斗大会，用“喷气式”强迫他跪在台上示众，说他是“地下党的特务头子，是罪该万死的红旗党的组织者。”我惊得双手发抖，我想大呼冤枉，但我是一个被监禁的“囚犯”，能说什么，能向谁去诉说冤情!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才知道他还活着，但不知道他在哪里被继续折磨。
1979年下半年我平反了。那时我已回到上海，忽然有人来告诉我:“刘晓同志回来了，住在东湖宾馆。”我立即去看望他，由他的夫人和次子陪着，不见还罢，一见之下，忍不住流泪。他已经不是当年精力充沛的壮年人，而是半身瘫痪，说话不清，行动十分困难的老人。他告诉我一些情况，使我知道了“四人帮”是如何残酷对待他的。他在北京监狱中过得最苦，造反派故意在地上泼水结冰，让老年人跌跤;吃的是窝窝头，每天遭到野蛮的打骂与逼供。一个大革命时入党的党员，杰出的白区工作的领导人，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在解放之后，谁会想到还要吃这样的苦头。
刘晓关在监狱中时，曾为我写过一个证明，证明我不是特务，也非叛徒。这个证明太重要了，没有他的证明，我1977年12月还不能摘掉右派帽子。可怜的沙文汉虽然在1964年1月已经不幸逝世，临终前摘去右派帽子，但未能恢复党籍。后来幸得刘晓同志向中央申诉，证明潘汉年不是“叛徒”、“内奸”，又得陈云同志的坚决支持，这样直到1982年8月播汉年同志才彻底平反。由此他所株连的革命同志才得到平反，沙文汉在1982年9月才正式恢复党籍的。刘晓同志生前做的这件好事，受惠者的后代子孙也不会忘记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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