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初九，紫禁城内，59岁的嘉庆皇帝接到一份来自福建的奏报时，眉头紧锁。福建布政使李赓芸在牢中自我了结了。
二品大员死在牢里，在大清官场上可谓骇人听闻。更让嘉庆疑惑的是，他事先竟未收到任何请示——按照制度，地方大员有罪，督抚必须先请旨，由皇帝亲自定罪。李赓芸可是嘉庆自己提拔的干吏，在皇帝印象中，这是个“操守好、能力强”的官员，怎么突然就成了阶下囚，还死在狱中？
这案子，处处透着诡异。
李赓芸，字许斋，1754年（乾隆十九年）生于江苏嘉定一个普通读书人家庭。家里几代都没出过进士，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少年时，他拜在当地名士钱大昕门下苦读，这位老师可不简单，后来成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37岁的李赓芸终于高中二甲第二名进士。那一科人才济济，榜眼是后来以直言敢谏闻名的洪亮吉。虽然成绩优异，但李赓芸在朝中无人，没能进入翰林院，而是被外放到浙江孝丰县（今安吉）当知县，后来又调任德清、平湖等地。
在浙江的十多年间，李赓芸凭借扎实的政绩闯出了名声。他处理政务公正严明，个人生活极其简朴，深得百姓爱戴。1798年（嘉庆三年），吏部考核将他列为“卓异”（最优等），先升处州同知，不久又提拔为嘉兴知府。
他的名声甚至传到了皇帝耳中。嘉庆曾亲自询问浙江巡抚阮元，阮元给出了极高评价：“有操守、有能力，实为浙东第一良吏。”从此，李赓芸仕途步入快车道——先任汀州知府，再转漳州知府，1815年（嘉庆二十年）升福建按察使，次年再升布政使，成为主管一省财政、人事的二品大员。
李赓芸命运的转折点，要从他在漳州知府任上说起。
漳州民风彪悍，宗族械斗频发，治理难度极大。李赓芸到任后雷厉风行，遇到械斗立即派兵逮捕首要分子，局面逐渐得到控制。这时，省里派来一位名叫朱履中的官员署理龙溪知县，协助处理械斗事宜。
朱履中表面看起来清正廉明，办事干练，背地里是个小人。李赓芸让这些把戏骗了，委以重任。可朱履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事情一拖再拖。
不久后，李赓芸上了一步，成了福建布政使，离开了漳州。朱履中去干了教职，在盐道衙门当差。正是这个看似平常的人事调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清代盐政腐败是出了名的，福建、浙江一带尤其严重。朱履中到盐道衙门后，面对的是个烂摊子。他本身能力有限，盐务亏空越来越严重，眼看就要暴雷。
为推卸责任，朱履中想出了一条毒计——诬告李赓芸。他向闽浙总督汪志伊、福建巡抚王兆兰告密，声称盐政亏空是因为李赓芸在漳州任上贪张枉法弄的。
汪志伊何许人也？这位安徽桐城人也是从知县一步步干上来的，1811年（嘉庆十六年）升任闽浙总督。客观说，汪志伊政绩不错，个人作风也算清廉，但他有个致命缺点——过分追求虚名。
史书记载，汪志伊平时衣着极其朴素，“衣服多补缀”，甚至故意穿打补丁的官服，以彰显自己的清廉。这种做派在官场本也常见，偏偏遇到了耿直的李赓芸。
李赓芸升任布政使后，办公地点迁到福州，与总督汪志伊一个城里上班。一次，李赓芸去汇报工作，交通工具是轿子，汪志伊当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奢者必贪啊，”汪志伊语带讥讽，“新官上任还是节俭些好。”
李赓芸一听就不乐意了，直接怼了回去：“下官身为朝廷二品大员，舆服体面是对朝廷的尊重。倒是总督大人您，总穿得如此寒酸，恐怕有失朝廷体统吧？”
这番话戳中了汪志伊的痛处。他原本对李赓芸有知遇之恩——李赓芸在福建当知府时，汪志伊多次向朝廷举荐他。如今李赓芸不仅不感恩，还敢当面顶撞，这让汪志伊怀恨在心。
官场之上，一把手对你有意见，麻烦就来了。正当汪志伊琢磨如何整治李赓芸时，朱履中的诬告信送到了案头。对汪志伊来说，真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了收拾李赓芸的借口。
汪志伊立即找来福建巡抚王兆兰商议。王兆兰与汪志伊关系密切，也知道总督和李赓芸有过节，于是全力配合去诬陷他。
更巧的是，此时李赓芸正在漳州督办战船建造工程。汪志伊一纸手谕将他解职，带回福州受审。李赓芸临走前，让黄元把剩下的活干完。
这个黄元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私下曾向朱履中借了300两银子挥霍，无力偿还。得知主人被调查，他竟谎称那300两银子是用于造船的。李赓芸没多想，就拨了300两给他。黄元转头就拿着银两还了朱履中的债。
负责具体审讯的是福州知府涂以辀。此人一心想巴结上司，又有总督、巡抚暗中授意，审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明明是300两银子，他硬说成1600两；李赓芸不认罪，他就让衙役日夜轮番折腾，厉声辱骂，甚至动刑逼供。
据后来调查，李赓芸在狱中被连续审讯七日七夜。这位一生清廉、爱民如子的官员，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
朱履中这时害怕了。他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主动交代是自己诬告，并说明黄元借钱纯属个人行为，与李赓芸无关。
可汪志伊已经骑虎难下。如果此时翻案，不仅前功尽弃，自己还会因滥用职权被追责。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必须把案子办成铁案。
1817年七月初，在经历了连续多日的审讯、侮辱和精神折磨后，63岁的李赓芸精神崩溃，在福州监狱中用衣带自缢身亡。死时，这位掌管一省财政的布政使，竟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二品大员狱中自尽，消息不可能压得住。汪志伊硬着头皮上奏，声称李赓芸“畏罪自杀”，并附上了假供词。
嘉庆帝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感觉中的李赓芸不是这样的人，而且汪志伊先抓人后奏报的程序明显违规。皇帝立即派出豪华调查团——刑部侍郎熙昌、副都御使王引之作为钦差大臣，八百里加急赶赴福建。
汪志伊慌了，想称病离职躲避风头，但被钦差制止。调查期间，福建不少官员冒着风险到钦差住处，为李赓芸鸣冤。随着证据一一浮出水面，案情真相逐渐清晰。
调查结果显示：李赓芸确实清白，盐务亏空与他无关；朱履中诬告属实；黄元借钱纯属个人行为；汪志伊、王兆兰、涂以辀等人罗织罪名、刑讯逼供。
真相大白后，嘉庆帝龙颜大怒。1817年底，处理结果出炉：闽浙总督汪志伊、福建巡抚王兆兰革职，永不叙用；福州知府涂以辀、诬告者朱履中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李赓芸的后事由盐法道孙尔准个人出资料理，福建官民自发捐资为他修建“遗爱祠”。钦差大臣熙昌还上奏，建议皇帝赐匾褒奖李赓芸。
但嘉庆的批复出人意料：不同意。理由是李赓芸身为布政使，即便被诬陷，也应等待朝廷查明真相。在狱中自尽是“非大员所为”，不值得褒扬。
这个决定反映了嘉庆帝的矛盾心理——既要维护司法公正，惩治腐败官员；又要维护官场体统，不鼓励官员以死明志。在他看来，李赓芸的刚烈固然可敬，但作为高级官员，这种极端行为可能引发效仿，不利于官僚体系的稳定。
李赓芸案虽然最终得以昭雪，但它暴露了嘉庆时期官场的系统性危机：
其一，监督机制失灵。按清代制度，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相互制约。但在此案中，总督和巡抚联手，就能轻易陷害一位布政使。制度设计的制衡作用在私人恩怨和利益勾结面前形同虚设。
其二，司法程序形同虚设。按规定，审讯高级官员必须层层上报，但汪志伊却敢私自抓人、刑讯逼供。这说明在权力面前，程序约束极其脆弱。
李赓芸案结案三年后，嘉庆帝去世。他留给儿子道光皇帝的，是一个官员腐败、财政困难、社会矛盾激化的大清王朝。而李赓芸之死，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庞大帝国肌体深处正在溃烂的伤口。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桩两百年前的冤案时，不仅为一位清官的悲剧命运而感慨，更应思考：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护正直的官员？什么样的监督能够防止权力滥用？这些问题，跨越时空，依然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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