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天的鲁西南，黄河故道边的风跟刀子似的刮着。
六纵司令员杨勇盯着桌上两封电报，眉头拧成了疙瘩。
前一封是刘伯承亲自发的，十二个字：“无绝对把握勿打，保存主力为上”；后一封更直接：“若六纵执意出击，一切后果自负”。
旁边参谋小声劝：“司令员，刘司令都说了，胡琏的整编十一师离郓城就40里，咱刚打了20天，1.3万人马只剩半个基数的弹药，这时候硬碰硬……”
杨勇把电报往桌上一拍：“硬？邱清泉那支部队现在就是惊弓之鸟！豫北刚被华野揍得元气大伤，咱不趁这时候咬他一口，等胡琏跟他会合，咱才真成了瓮里的鳖！”
急电里的生死赌局，刘伯承为何按住拳头不让打？
刘伯承的顾虑不是没道理。
那时候刘邓大军刚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期准备，鲁西南是通往大别山的门户，要是六纵在这里折了，整个战略部署都得受影响。
邓小平刚截获胡琏的电报，说“兼程北上，明晨抵巨野”，巨野到郓城就一步路，要是胡琏的整编十一师跟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合拢，六纵就得被反包围。
而且六纵刚打完羊山集战役，士兵们平均日食一餐，每门炮只剩不到3发炮弹，这时候打，确实跟赌命差不多。
但杨勇有自己的算盘。
他前一天刚审了个俘虏，那小子哆嗦着说，郓城城里就剩个加强团，还全是新兵，邱清泉主力早被调去豫北了，现在摆的“一字长蛇阵”就是个空架子，后面跟着的全是空卡车。
杨勇蹲在地图前比划：“你看，这蛇头在巨野，蛇尾在郓城，咱从中间下刀，拦腰截断，先把蛇胆掏出来！邱清泉那支部队，7月南麻战役被华野打残了，现在听见枪响就哆嗦，典型的惊弓之鸟，咱不打他打谁？”
1.3万人硬啃“惊弓之鸟”,杨勇的刺刀战术有多野？
杨勇下命令的时候，屋里的参谋都懵了。
“不是讨论打不打，”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摔，“是怎么打！一旅正面强攻，二旅三旅两翼包抄，给我把郓城撕开个口子！”
有人提醒：“司令员，炮弹不够啊！”杨勇眼睛一瞪：“不够就用刺刀！六纵啥时候缺过刺刀见红的胆？”
他自己带着警卫连就往前冲，副司令员杜义德拉都拉不住：“你是司令员，不能去一线！”杨勇头也不回：“这时候指挥员不上，士兵们看谁？”
战斗从凌晨打到上午十点，一旅终于在城东南角撕开个突破口。
有意思的是，士兵们冲进去发现，仓库里堆着7门美式榴弹炮这可是好东西，六纵炮兵连一直缺重装备，这下直接缴获了家底。
但就在这时候，侦察兵气喘吁吁跑回来：“胡琏的先头部队到龙固集了，离咱就20里！”杨勇心里一紧，本来想趁胜追击扩大战果，但一看表，再打下去就得被包饺子。
他当机立断：“撤！把缴获的轻武器带走，重的留下，故意扔点辎重，让胡琏以为咱要就地防御。”
撤退的时候，黄河故道帮了大忙。
冬天枯水期，河道里全是烂泥，六纵踩着泥滩往南撤，胡琏的机械化部队根本追不上。
后来俘虏说，胡琏到郓城一看满地辎重，真以为杨勇要固守，愣是等了半天不敢动，等反应过来，六纵早没影了。
这场仗打下来，歼敌3000，咱自损2000，伤亡比1:1.5，在当时的解放战争初期，这已经算不错的战绩了。
骂完又夸的深意,刘伯承的“战场辩证法”
战后开干部会，刘伯承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杨勇这仗，违得对，打得巧！”但私下里，他把杨勇叫到指挥部，端出一碗面条：“下回再这么干，先把退路标出来。
你当这是小孩过家家？40里追兵，弹药见底，真要被围住，我怎么跟中央交代？”杨勇嘿嘿笑：“知道了刘司令，下次一定留三成退路。”
其实刘伯承心里门儿清，杨勇这“险中求胜”不是瞎闯。
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确实是“惊弓之鸟”，南麻战役减员严重，士气低落；郓城守军也是临时拼凑的，这时候不打，等胡琏一到，机会就没了。
后来杨勇自己总结：“惊弓之鸟是怕，但你得让他更怕你，不过刘司令说得对，冒险可以，不能玩命，得留条后路。”
这事儿后来成了解放军战术灵活性的经典案例。
1955年杨勇授上将军衔，述职报告里还专门提了这场仗。
现在看，这不就是现代军事说的“OODA循环”嘛观察、调整、决策、行动，杨勇把这个周期压缩到4小时，硬是在胡琏援军赶到前完成了“掏蛇胆”。
战场上哪有那么多“绝对把握”？有时候就是得敢跟老天爷赌一把，但前提是你得算准对方的软肋，就像杨勇算准邱清泉是“惊弓之鸟”一样。
这场仗也告诉我们，高层有高层的全局，基层有基层的战机。
刘伯承的“稳”是为了战略全局，杨勇的“险”是抓住了战术窗口，两者看着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
就像刘伯承后来跟人说的：“打仗跟下棋一样，帅有帅的走法，卒有卒的冲法，关键是都得想着赢。”
1947年的鲁西南，黄河故道边的那场“抗命之战”，大概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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