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深秋，吉林解放团的驻地冷得邪乎，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但比这风雪更让人心里发颤的，是那句压低声音的警告：“你这不是在赌钱，你这是在赌命！”
说这话的人叫苗可成。
而被警告的那个“赌徒”，这会儿正穿着一套不合身的国民党新七军辎重营少尉军服，花名册上工工整整写着三个字：吴国栋。
这名字看着挺老实，但只要你在那时候的长春城里喊一声他的真名，能把正在哭的小孩吓得立马闭嘴——关梦龄。
这人是谁？
他是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少将督察长，手上沾了几百条人命的特务头子。
就在几分钟前，这个平时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做出了一个违背所有特务“职业操守”的决定：找共产党自首。
谁能想到呢？
把这个“杀人魔王”逼到放下屠刀的，不是黑洞洞的枪口，也不是严刑拷打，仅仅是一张刚刚送进战俘营的《吉林日报》。
在这张薄薄的报纸面前，他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大势已去，那不是丢了一座城，而是输掉了一个时代。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得把时间条往回拉半个月。
那时候的长春，已经是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了。
城外头解放军围得像铁桶一样，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城里头老百姓饿得啃树皮、吃观音土。
可就在这当口，咱们这位“关督察长”在干嘛呢？
10月16日，也就是长春解放的前三天，正好是他33岁的生日。
外面尸横遍野，督察处的大院里却是推杯换盏。
这一顿生日宴，鸡鸭鱼肉堆满桌，光是那贬值成废纸的法币，就造进去了整整900亿。
他在酒桌上也是喝高了，甩出一句大实话：“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啥都不是我的，还不趁现在赶紧乐呵乐呵？”
这心态，像极了那个即将崩塌的旧王朝——一边烂到根子里，一边还在搞最后的疯狂。
说起来挺讽刺，这个被老百姓恨得牙痒痒的特务头子，其实并不是天生的坏种。
关梦龄是满族人，正经军官家庭出身，受过高等教育。
最让人唏嘘的是，他当年穿上军装，其实是为了给哥哥报仇。
1936年，他在东北抗日的亲哥哥被日本人给害了。
那会儿的关梦龄，也是个一腔热血想要保家卫国的愤青，跑到西北去投身抗日。
结果呢？
命运这玩意儿最爱开玩笑，那个发誓要驱逐日寇的热血青年，在权力和体制的大染缸里泡了几年，一步步变成了戴笠手下的红人，变成了专门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军统上校”。
他在长春搞的那个督察处，说白了就是阎王殿。
金、木、水、火、土五种酷刑轮番上，多少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就是在他的一声令下，不明不白地消失在长春的黑夜里。
屠龙少年终究还是长出了鳞片，变成了那条最恶毒的恶龙，这大概就是历史最无情的嘲弄。
但报应这东西，虽然会迟到，绝不会缺席。
10月17日，曾泽生带着60军起义，长春变天了。
关梦龄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这种“手上全是血”的人，要是被抓住，枪毙十回都算是轻的。
他的求生欲瞬间爆棚。
他的搭档，那个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乃光，早就像个泥鳅一样滑不留手，脚底抹油溜了（这人后来跑到台湾，一直活到1993年）。
关梦龄没那本事，想硬闯出包围圈纯属找死。
绝望中，他盯上了刚刚投诚的新七军。
解放军给新七军的政策很宽大：尉官遣送吉林学习，想去辽南种地的去种地，不想去的自便。
这简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啊！
为了演得像那么回事，他把那营里所有连长的名字背得滚瓜烂熟，连哪个连长喜欢抽什么烟都打听清楚了。
混在几千号投诚官兵里，关梦龄随着队伍往吉林开拔。
这一路上，他把帽檐压得低低的，恨不得把头缩进脖子里。
为啥？
因为他在长春太“红”了。
几个月前庆祝蒋介石当选总统的大会上，这哥们儿还站在警卫车上耀武扬威呢，全长春稍微有点头脸的人都认得这张脸。
怕什么来什么。
在去吉林的路上，好几次有人冲他打招呼：“哎？
这不是督察长吗？
你也出来啦？”
每一次这种“热情问候”，都让关梦龄的冷汗瞬间湿透后背。
他只能硬着头皮，恶狠狠地低声恐吓：“别乱叫！
认错人了！
我现在叫吴国栋！”
以前那张脸是横行霸道的通行证，现在那张脸就是随时会爆炸的催命符。
如果按照剧本走，关梦龄没准真能混过甄别，找个机会溜进关内，隐姓埋名过下半辈子。
但到了吉林解放团，几份报纸彻底把他的幻想给锤碎了。
那天，解放军发下来几份《吉林日报》和《长春日报》。
关梦龄拿起来一看，顿时觉的天旋地转，手里的报纸差点没拿住。
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兵败如山倒的消息——锦州解放、廖耀湘兵团被包饺子…
那一刻，一种巨大的压迫感让他瞬间破防。
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天下，已经换主人了。
就算他能侥幸逃出吉林，又能逃哪去？
沈阳？
北平？
还是南京？
无论逃到哪里，解放军的脚步都会紧随其后。
整个中国虽然大，却已经没有容纳一个国民党特务的藏身之地了。
这就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只不过老鼠已经无路可逃，而猫甚至还没开始发力。
在这个冷得要把人冻僵的冬夜，关梦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斗争。
继续装？
一但被检举揭发，那就是隐瞒身份、罪加一等，必死无疑。
自首？
虽然共产党喊着“坦白从宽”，但他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他自己都不敢奢望能活下来。
这就是一场豪赌，赌注就是他那颗项上人头。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对自己表弟苗可成吐露了想自首的念头，才换来了开头那句关于“赌命”的警告。
最终，关梦龄还是决定赌一把。
这不仅是因为恐惧，更是因为绝望。
他不仅全盘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争取哪怕一丁点儿的宽大处理，还一口气供出了潜伏在长春的另外四个特务小组。
在登记表的“罪行”一栏里，他只写了四个字：罪大恶极。
这不光是事实，也是他当时真实的心态写照——他在等死。
在那段时间里，每一个走廊里的脚步声，听在他耳朵里都像是死刑宣判的倒计时。
与其在无尽的恐惧里等着被揪出来，不如把命放在桌面上，跟命运来最后一次摊牌。
但历史的走向再次出乎了他的预料。
共产党并没有因为他的血债就搞简单的“以牙还牙”。
经过审判，考虑到他的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关梦龄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个结果，对于一个手上有着几百条人命的特务头子来说，简直是值的烧高香的宽大。
之后，他被送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巧的是，那里不仅关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还关着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
在抚顺的那段日子，是关梦龄灵魂真正受到洗礼的时刻。
当他亲眼看到曾经高高在上的“康德皇帝”溥仪，竟然也能像普通人一样在操场上劳动、在讲台上痛哭流涕地认罪悔改时，关梦龄的世界观被彻底重塑了。
他曾经感慨道：“改造皇帝，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
如果连皇帝都能被改造成新人，他这个曾经的“关二爷”，又有什么理由不脱胎换骨呢？
1963年，关梦龄刑满释放。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那个曾经在长春城里不可一世、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彻底死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抚顺园林处的一名普通工人。
在往后的岁月里，他拿着修剪花草的剪刀，在平静中度过了余生。
每当回想起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夜，那张决定命运的报纸，以及那场关于生死的豪赌，或许他都会在心里默默感叹：那一次，他不仅赌赢了命，更赌赢了一个作为“人”的下半生。
1979年，关梦龄病逝，终年64岁，走得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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