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作为明代官修的巨型类书，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现存仅为嘉靖副本，截至最新统计，全球已知存世418册823卷，散藏于9个国家和地区的公私收藏机构，不足原书总量的4%，其中也不乏关于湘潭的珍贵记载。这些文字或载录虽散佚于各卷之中，却为还原明代及之前湘潭的历史风貌留存了直接佐证。本文结合原文及相关辑佚成果，梳理其中部分关于湘潭的记载。
县邑等级与官员选任的记载
《永乐大典》征引宋代方志材料，留存了关于湘潭政务地位的重要原文。其中收录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二十七日，知潭州湖南安抚使安丙的奏章《敕知潭州湖南安抚使安丙札子》，原文载：“潭州湘潭、浏阳、攸县三邑，财赋民讼最繁，即《长沙图志》，参考湘潭、攸县，本是注京官，浏阳亦是京官选人通差，因无人愿就，打作破格，关侍左并注选人，如湘乡、益阳，《图志》皆为中邑，注京官，岂有攸为上邑？湘潭、浏阳亦中邑，乃注授人，资望既浅，率多玩视，欲仍旧差注京官。外有善化、宁乡两县，户口亦繁，欲通注京官，如一季无京官愿注，却关侍左通差人。”
这段原文清晰描绘了宋代湘潭的行政等级与官员选任制度，湘潭作为潭州属邑，因“财赋民讼最繁”，本应配置京官任职，后因无人愿就改为选用选人，安丙则主张恢复旧制，以保障政务治理效能。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湘潭在宋代湖南地区的经济与行政重要性，也为研究宋代地方官制提供了具体案例。需说明的是，清代学者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辑稿》，亦收录此文，题为《乞湘潭等县仍旧差注京官奏》，徐松辑录时，因《永乐大典》相关卷册残缺，故整合不同版本内容，文字略有差异，未提及《长沙图志》应为版本脱漏所致”。
平籴仓、平济仓的设置记载
《永乐大典》在“沙”字部“长沙府十九”之“祥异”章中，引《湘潭志》原文记载了地方仓储建设的详情，原文如下：“湘潭志，平籴仓。遇冬收籴，为凶荒缓急之备。务要籴本常存，庶邑人久远沾惠。现置仓于慈云寺。续据李斗南回纳定胜义廪钱肆佰贰拾伍贯，本县添支钱揍米伍佰硕，置仓于福果寺。淳祐四年，知县赵汝珤以拘回定胜刘中、陈兴祖等名下米本钱捌佰五十贯文，本县添支钱揍籴米伍佰石，入于福果寺西仓，共成壹千石，以足两仓贰千石之数。”
上述原文详细记录了宋代湘潭平籴仓、平济仓的设置背景、资金来源、仓储规模及管理机制，尤其展现了淳祐年间县令令狐震巳针对旧仓弊端，创新推行“钱藏上户、轮流管理”的平济仓制度，体现了古代湘潭地方官员的救荒智慧。需注意的是，有学者考证，因《永乐大典》传抄之误，上述标为《湘潭志》的内容实际出自宋代《湘乡志》，其中“湘潭”应为“湘乡”之误，但这一记载仍为研究宋代湖南地区仓储制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南唐边镐治理湘潭的纪事
《永乐大典》辑录的宋代史料《事实类苑》中，记载了南唐将领边镐治理湘潭的相关事迹，为还原五代十国时期湘潭的军政风貌提供了重要参考。其原文“江南边镐初生。……及克湘潭。镐为统军。诸将欲纵掠独镐不允。军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谓之边菩萨。及帅于潭。政出多门。绝无威断。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谓之边和尚。”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边镐在湘潭的治理情况，攻克湘潭时严禁抢掠、保境安民，赢得了“边菩萨”的美誉；但长期镇守时因施政软弱、沉迷佛事，又令百姓失望。这一人物形象的转变，也从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湘潭作为军政要地，治理成效与地方民心的紧密关联。
思政堂记载及湘潭相关建制
《永乐大典》还征引多部方志，记载了各地思政堂的修建与更名情况，其中包含《湘潭志》关于本地官署建筑的相关记载。“后守乃名复斋《湘潭志》堂在湘潭县内厅后。曰思政堂。东曰弦歌。西曰锦窗。皆王垍林士裕林得中所建。”
上述记载中，提及了湘潭县内厅后建有思政堂，东侧为弦歌堂、西侧为锦窗，均由王垍、林士裕、林得中等人主持修建。主要描述的是宋代湘潭县衙的建筑布局与核心功能区域划分，思政堂是宋代地方县衙的标准建制，湘潭县衙的思政堂设置，与全国主流治理理念保持一致，体现了“理政先思”的行政传统；弦歌堂的设置则反映了湘潭对教化育人的重视。而周边各州府思政堂的修建记载，反映出思政堂作为地方官署核心建筑在宋代的普遍设置情况，也说明了湘潭地方建制与当时主流治理体系是保持一致的。
《萤雪丛说》中余文起主泮湘潭的纪事
《永乐大典》辑录的《萤雪丛说》中，记载了余文起主掌湘潭泮宫（古代地方官学）时的相关纪事。其原文“《萤雪丛说》余文起主泮湘潭。尝宿岳麓书院。梦见朱晦翁与张南轩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学。忽伊川横渠先生从外来云。政不湏如此。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须史闻东廊有人诵中庸大学二篇。觉来鸡唱。遥想二公。卫道如此之切。”
这段记载梦境意象，描述了朱晦翁（朱熹）、张南轩（张栻）等理学家在湘潭地区的道学影响力，也反映出余文起主掌湘潭官学时对道学传承的重视。郡庠（地方官学）作为教化核心场所，其与道学传播的关联，进一步印证了宋代湘潭文教事业的发展。
相关诗作中的湘潭纪事
《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多部诗作，其中部分内容提及湘潭，为研究湘潭的人文风貌及历史人物任职轨迹提供了文学佐证。如《薛许昌诗》题汉州西湖相关诗作，以及薛许昌奉和兵部侍郎郑澣、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刘禹锡的诗作，其中明确记载：“《薛许昌诗》题汉州西湖……百中喜诗成。坐阻湘江谪。谁为话政声。前安抚副使。曾此赋诗寻自南宫。有湘潭之命。因以吟叹。”
这些诗作不仅展现了当时文人的酬唱之风，更通过“有湘潭之命”的记载，描述了前安抚副使从南宫调任湘潭的任职经历，为考证宋代湘潭的官员任职情况补充了文学史料，同时诗作中“坐阻湘江谪”等句，也间接反映了湘潭临近湘江的地理特征及当时的地方行政关联。
《永乐大典》中关于湘潭的原文记载，虽零散却珍贵，有宋代的制度设计与地方治理细节，也有明代永乐年间的实时纪事。尽管部分记载存在传抄歧义，但仍为梳理湘潭历史脉络、还原古代湘潭地方社会风貌提供了原始依据。循着这些古籍文字遥想当年的湘潭风物，别有一番历史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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