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的一个清晨，长江边的雾气还未散去，南京军区靶场便传来此起彼伏的号子声。几位上将正跟着新兵跑早操，脚步落地一片杂乱，看到这一幕，哨兵忍不住揉了揉眼睛——其中那位步子迈得最大、气喘却最匀的，正是五十五岁的司令员许世友。谁能想到，短短二十来天前，他还坐在军区作战室为秋季演习批文件。
9月21日毛泽东抵宁视察，全军区开座谈。谈到如何打破机关干部与基层隔阂，主席忽然提到老办法：“地方都在搞工农结合，部队也该让领导下连队体验，你们能行不行？”话音刚落，会场一静，许世友抢先回答：“行！就从我开始。”这一句掷地有声，连警卫员都觉得像炸响的手雷。
主席离开当晚，军区党委临时加会，决定分两批让三十名师以上干部下连。许世友不但报了首批，还带头定下“六条硬规矩”：不带秘书、不带警卫、不住招待所、不搞客饭、不让地方陪同、不提前打招呼。第二天传达命令，军区炸开了锅，赞成的说“老许还是那个火性子”；反对的悄悄嘀咕：“上将跟新兵混在一起，像话吗？”
嘀咕声最大的是苏联顾问格尼哥柯。这位空降兵少将当过库尔斯克会战的团长，见惯了行伍礼制。听闻许世友要脱下金星帽，他直接闯进司令员办公室，连翻译都顾不上：“打打闹闹像什么话？军官和士兵本该分层！”室内氛围一时凝重。许世友哈哈一笑，手掌用力拍桌：“顾问同志，我们革命靠的就是上下同心。脱下将军服还能打仗，穿着大檐帽反而容易生锈。”格尼哥柯蹙眉：“你身体扛得住？”“扛得住，我是河南嵩山脚下练出来的。”一句话带着武林腔调，把苏联人噎了回去。
10月16日拂晓，许世友把上将领章封进抽屉，套上一身刚发的粗呢军装，背着三十斤行囊站在军区大院。“首长，茶叶带上。”勤务员追出来。许世友摆手：“战士喝白开水，我也一样。”说完提步上车，连发动机的轰鸣声都透着决绝。
17日上午，他被编入某师二排六班。连长见到这位“新战士”还是有些紧张，刚要敬礼就被抢先一步。“报告连长，上等兵许世友报到，请指示！”许世友笔挺站定。连长一时语塞，只好机械地回礼：“分……分到六班。”一句多余的“首长”刚到嘴边，他连忙咽回去。兵们暗暗新奇，心想，这位老同志真要和我们同吃同住？
新兵生活单调却不轻松。打背包、叠“豆腐块”、土操场奔袭、夜间掉包哨位，样样都要跟上节奏。有人偷摸想替“许老头”抡镐头，被他一把推开：“有劲使一块儿使，别搞特殊。”一次排夜哨，排长见他年过半百，没把名字写进轮值表。许世友当着全班质问：“凭啥我不站？谁也别剥夺老兵服役权利。”一阵争执，最后他硬是排到最晚一班。凌晨两点，秋风割脸，他背着步枪踱步巡逻，边哼着京剧“断桥”，兵们躲在暗处偷看，越看越服气。
连里渐渐把他当成了“老许”。炊事班蒸窝头，他抢着下灶；文化课上，他帮两个文盲战士写家书；周末讲故事，他把“黄麻起义”说得云浪翻滚，听得小伙子直呼“再来一个”。这种毫不设防的相处，让隔阂在不知不觉中消散。
十月下旬，格尼哥柯履约前来探访。为了不惊动师部，他提前一天打电话，只说“看看老朋友”。吉普车驶进营区，正赶上分队练刺杀。许世友扎着腰带，和小兵对刺，一枪挑飞稻草靶，尘土四起。顾问张大嘴，半晌憋出一句：“天哪，真练！”休息间隙，两人握手。格尼哥柯压低声调：“跟我回指挥所吧，条件苦。”许世友擦汗，“多谢好意，我来这儿就是尝苦的。”顾问愣了几秒，轻轻点头：“看来我得回莫斯科汇报，这里有新东西。”
一个月很快过去。营里评五好战士，班长和新兵异口同声推举“许老头”。他却摆手：“我毛病不少，不能抢年轻人的光。”小战士不依：“老许，你夜训从不落，体能考核88分，比咱俩高。咱不服输，可也得讲理。”最后连代职指导员拍板：“就按民主评议办。”荣誉证书写好，发到许世友手里，操场上爆发掌声，他抿嘴一笑，把证书折好塞进上衣袋。
11月下旬，首批将军结束体验归建。六连专门开欢送会，炊事员破天荒蒸了白面馒头。掌灯时分，篝火映红营房，年轻战士唱起“打靶归来”，许世友跟着拍掌，不自觉打起木兰拳，火星四溅，掌风猎猎。临走前，他留下一封信：“六连是镜子，请照出机关的灰尘。”说完背包登车，这一次，没人再把他叫首长，全喊“许老头慢走”。
返到南京，他在党委会上详细汇报基层见闻——伙食、训练、内务、思想，全都摊在桌面。几条改进建议后来写进军区《关于密切干部与战士关系的若干规定》，成为整个东部战区沿用多年的条文。格尼哥柯离华时，向总顾问组递了一份备忘录：“中国军队把‘上下同吃一锅饭’落实到制度，比许多理论更有力。”文件存档至今，纸张已微黄，却仍能看出当年那行俄文批注：Эффективно。（行之有效）
许世友此后再未回六连，但每逢节日，都会给战士写信。1964年他升任武汉军区司令，办公桌抽屉里一直压着那张五好战士证书，角落磨得起毛。熟悉他的人说，比起佩刀、比起那把硕大的沙发椅，他更在意这张薄纸。因为那里记录的不是军衔，而是一名“上等兵”实打实的汗水和呼吸。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