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腊月初三,杭州北门外的胡宅灯火全熄,衙役的脚步声在青石板上拖出回响,那是抄家的前夜。院里年仅十岁的胡菊卿伏在窗前,小声问祖父:“真的要走了吗?”胡雪岩只答了一句:“书要带,银子带不走。”那一刻,曾经富甲江南的家族,开启了另一条绵长而坎坷的道路。

把目光往回拨二十年,胡雪岩正值盛年,顶戴花翎、黄马褂、百万银票——一切都像戏台上最耀眼的锣鼓点。可生丝价格战、左宗棠病逝、李鸿章翻脸,三只巨石连环砸下,阜康钱庄资金链瞬间断裂,挤兑潮把“胡财神”的金身捣得粉碎。朝廷抄家令一下,十七处宅院、七十二口库房、十二房姨太太,全数登记封存。胡雪岩本人也只能赖在胡庆余堂后院的小厢房,靠药铺微薄分红度日,三年后,病逝于一把藤椅上,终年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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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树倒下,但根系尚在。胡雪岩留下三子五女。长子胡楚三早逝,家族香火由次子胡缄三和三子胡品三承续。抄家时,清廷念在胡庆余堂有“济世”之名,只留下不到一成的“招牌股”给眷属。数目捉襟见肘,却成了后人栖身的最后依靠。

胡缄三腿脚不便,却精于算盘,靠给杭州丝行做账养家,性子潇洒,常说“银子是过桥水,人才是真根基”。他娶董氏,育二子一女。长孙胡菊卿(又名胡士琪)抓住科举废除、出洋留学之风,191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随后一路西行: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相继拿下硕士学位。抗战爆发后,他留美任教,兼做中美商贸沟通,被同事戏称“西装里的徽州人”。晚年移居纽约,依旧保存祖父留给他的那块“戒欺”匾,木头黢黑,金字却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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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缄三的次孙胡美育则走商路,在洛杉矶创办进出口公司,主营茶叶与丝绸,规模谈不上巨擘,却足够体面。别人问起胡家往事,他总笑:“祖上赚银子像涨潮,我这点买卖只是笼中鸽。”旁人听来客套,他自己心知肚明——胡家那套利用官银翻江倒海的手法早已成历史,时代换了牌桌。

三子胡品三性情恬淡,擅画梅竹。抄家后,他背着几卷旧绢投奔宁波友人,靠卖画糊口,却意外闯进艺坛。1915年,日本东京春季画展,他的一幅《荷风清夏》售出三百日元,足够在上海法租界买套石库门小宅。胡品三不爱张扬,把钱折半寄回杭州给母亲,余下的用作书画研究。他与朱氏相濡以沫,育四子,个个唤作“萼、葵、蔓、蕊”,暗藏家学“药、画、医、商”的期许。

四兄妹里,胡萼卿最像祖父,有胆识。1911年冬天,他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浙江都督府秘书,后又投身实业,开办梅兰纱厂。工厂规模不大,却坚持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颇为少见。外人称他“混不吝”,他自己却常讲:“祖父败在生丝,我偏要让丝绸重新出风头。”1937年杭州沦陷,梅兰纱厂被迫停产,胡萼卿散尽家财安顿职工,自己带家人迁往重庆。抗战胜利,他拒绝国府授勋,只收下一枚纪念章转手给秘书:“拿去当置办图书的经费。”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杭州文史馆任职,撰写《胡庆余堂轶事》,自嘲“替祖父做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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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萼卿的长子胡亚光继承了书画天分,1956年被浙江美协邀请出任副会长,一生低调。画展上有人问他是否胡雪岩后人,他摇摇头:“画上写得清楚,是胡亚光。”一句轻飘,既避讳家世,也无意炫耀。

值得一提的是,胡家女眷普遍识字。胡楚三遗孀带着独女胡曼平,先在上海女子师范读书,后赴金陵大学攻读教育学,解放后任高校行政干部。退休后,她远赴美国同弟弟团聚。多年后写回忆录《北门抄家》,只字未怨清廷,字里行间却满是对胡雪岩“人穷志不穷”的童年印象。

抄家给胡家留下的,不仅是物质的清零,更是一层淡淡的不安全感。后代们大多保持低姿态,走专业路线——学术、设计、外贸、艺术,鲜少再把“经商致富”挂在嘴边。有人说这是因祸得福,也有人说是家道中落后的自我保护,无论评判如何,胡家支脉由此分散:上海、重庆、台北、洛杉矶、温哥华、苏黎世……各自为营,却仍在族谱里按年份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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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拉回杭州。原胡雪岩故居几经易手,上世纪九十年代修缮对外开放,堂前那副老匾“廉善堂”墨迹犹存。每逢清明,仍可见少数后人前来悄悄献上一束白菊。导游偶尔会低声补一句:“他孙子还在国外当教授呢。”游客听后惊叹,继而散去,胡家的故事便随人潮起伏,如同西湖的微浪,远远拍在石阶上,又很快平静。

回头看,抄家并未剪断家族的延续,倒像一次突兀的分流,把子孙推向更广阔的人世。财富化为零的同时,32字家训“戒欺、信义、勤俭、守正”被后人抄在纸上,夹进族谱。或许,真正能跨越盛衰的,终究是这几句平常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