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凌晨，上海街头的枪声撕破夜色。彼时只有二十来岁的王劲修，在安徽阜阳一个旅部里读到电报，他说了句：“原来枪口还能对着自己人。”同僚没放在心上，他却把这句话记了二十多年。
北伐结束，中央武汉分共失败，王劲修随军辗转湖北、江西，一路升到团长。1938年春节后，日军沿铁路南下，王劲修在浏阳河边打了一夜，弹药断了，用刺刀守到天亮。那一仗他负伤，勋章和微词同时落在身上——“好打仗，却不好听话”，军统档案里清楚写着。
1943年长沙保卫战进入尾声时，他已是第九绥靖区副司令。城外滚雷般的炮火令他兴奋，也令他迷茫。正是在这一年，程潜把他记住了。程潜要在湖南练保安武装，需要“能打、但不盲从”的人。王劲修符合条件。
解放战争形势逆转后，1949年4月，南京即将失守，王劲修辞去“战地视察”差事，坐火车回长沙。车厢里有人劝他北撤，他摇头：“路越往北越窄。”五月到长沙，李默庵把他领到程潜面前。程潜开门见山：“长沙这滩水深，你敢趟？”王劲修答：“只要别让兄弟们再打内战，我敢。”
8月4日，旧日的长沙绥靖公署大院灯火通宵。程潜和陈明仁通电起义，王劲修负责保安部队改编。他和彭杰如同机赶往南岳衡山，与四野谈判。第一面两句对话至今耐人寻味——“你们要什么？”“要把血流得少一点。”
12月，第一兵团番号撤销，王劲修改任四野52军军长，兼兵团副司令。入驻茶陵后，部队从战壕走进稻田，耕牛、锄头和步枪同放一排。有人不服：“当过中将的人教我插秧？”王劲修扛起锄头，一日未歇。可就在同一批战士的日记里，也出现了批判他的标语：“旧军阀思想严重。”
1950年春，广西剿匪任务下达，51军、52军、142师一并南调。动身前夜，陈明仁在祠堂里给将校训话：“过去的账翻篇，从桂中打出硬仗来。”掌声刚起，又有批评会的通知贴上墙，点名批王劲修“厚古薄今”“不讲立场”。他闷头听完，面无表情，只说一句：“打完仗一并交账。”
5月28日，桂林雨停。52军师团长会议讨论剿匪计划，年轻干部提议边剿边训，王劲修建议先断补给线。争论激烈，有人将他意见斥为“老蒋那一套”。散会后，一名青年政工干事拦住他，递来纸条：“今晚继续批评。”他收下，却没出现。
5月30日清晨六点，驻地传来枪响。警卫冲进卧室，只见他侧卧在床，手枪落地，血迹顺着床沿滴下。窗外鸟鸣如常，没有遗书，只有翻开的《孙子兵法》，书页停在“卒未亲附而罰之，则不服；不服而用之，则难以用命”。
身份敏感，加上战斗尚未开始，军区政治部当天就下达“从简治丧”指示。战士们悄悄合拢棺盖，送到桂林郊外一片松林。三个月后，52军在广西东兰、河池一带歼匪两万人，战报电示中不再出现他的名字。
1955年，上将名单公布，陈明仁位列其间；同一张公报里，杨树根被授予少将。只有熟悉往事的人知道，这两行姓名背后，本该再排列一个“王劲修”。桂林师范的学生偶尔经过那片松林，只能看到一块无名石碑。
1980年，国家民政部依据中央文件，将王劲修列为“起义将领”。石碑换成大理石，刻上姓名、军阶与殁年。补发的起义荣誉证书，交到他已年过花甲的女儿手中。她抚着钢印，眼圈发红，没有哭，只问工作人员一句：“父亲是不是终于有部队番号了？”得到肯定答复，她转身离开，没有停留。
王劲修这一生，从讨袁护国的湘军子弟到四野副司令，跑遍半个中国，枪口两次指向同胞。有人说他死于心理落差，有人说他不堪批判。真相或许比猜测更简单：军人一生求的无非两字——服从。可当新旧命令在他脑中冲突，他找不到第三条路，只能扣动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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