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早春，陪都重庆的军官俱乐部里又一次摆起战例研究会，墙上的作战地图仍停留在1938年6月。桌边，几位参加过豫东会战的中年军官指着花园口一带嘀咕：“那一下子，值不值？”一个沉默许久的参议突然抬头：“李宗仁当时认定值。”一石激起千层浪，众人围着地图重新推演那场决堤与抗战中线格局的连锁反应。
1938年初夏，日军沿平汉、陇海两条铁路两翼夹击，目标指向郑州。郑州守不住，铁路线南延，只需十来天就能直抵武汉。而此前的台儿庄胜利只是让日军暂时收脚，并未动摇其整体计划。这种情况下，在第一战区司令部出现了一个冒险方案——打开黄河，硬把平原变泽国。
4月13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厅把方案递上庐山，陈果夫、白崇禧签名在公文角落。外界不知情，内部讨论却异常激烈。有人担心“杀敌两千自损八百”，也有人引用宋、明决河旧例佐证可行性。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被翻出来，对着黄河河套的曲线比划：一旦决口，洪水三四天即可铺满豫东平原。
时间拖到6月，兰封会战刚结束，日军装甲和辎重列车已经抵近中牟。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再度拍案：若再犹豫，郑州城头要升太阳旗了。6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签发手令，密令工程兵到花园口、铁炉等堤段埋设炸药。手令以手迹写成，仅抄送参谋本部、第一战区两份，保密程度可见一斑。
6月8日晚十点，雷阵雨压向黄河中游。翌晨六时许，花园口段三声巨响划破河滩。土石崩落，黄浊水体喷涌而出，冲垮周边五公里内的圩堤，向东南狂奔。目睹激流的工兵喊道：“真想不到，一条黄河还能当壕沟用！”一夜间，豫皖苏四十四县沦为泽国。
从军方角度看，洪水确实打乱了日军的节奏。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在偃师、开封一线的辎重大部被水包围，汽车、火炮陷入淤泥，铁路线被冲毁约八百余米。日军被迫调集舟艇转运，同时令华中方面军主力南下沿长江西进，原定的“平汉直插”计划就此作罢。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用“完全粉碎”四个字形容当日的作战打算。
然而军事上的收获与民间付出的代价形成强烈反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49年前黄河水文资料汇编》统计，直接溺亡超过八万九千人；1938年至1947年间，疾病、饥荒与迁徙所致死亡数字更高达数十万。洪水释放后，黄泛区百姓无从预知水位变化，许多人在自家屋顶苦等援军，最终被迫弃乡。
更为尖锐的质疑集中在信息封锁。决堤当晚，负责警戒的部队只疏散堤口四村，其余县镇无人通报。淹水第三天，不少下游群众还在赶集，对上游变化一无所知。国民政府随后宣布“系日机炸毁堤防”，目的在于维持士气，但这种说法连许多军官也觉得牵强。“日本人难道自己堵死进攻要道？”餐桌上这样的反问比比皆是。
李宗仁的辩护观点重点放在战局层面：洪水阻隔了华北与华中两支日军会师，争取时间让武汉具备充分防御准备；同时迫使日军改变补给线路，使长江成为新的战线。事实证明，日军占领武汉已到极限，无力立即突破湘赣鄂交界。不过，不得不说，如果当年能提前大规模转移百姓、设置报警哨所，悲剧规模或许有所收敛。
值得一提的是，花园口决堤并非孤立事件。早在1935年策划抗日持久战时，国防计划处就把“利用自然屏障”写进手册，只是多数人没把炸堤当真。直到战火烧到自家门前，这张底牌才被匆忙打出。决堤后数月，各省都重新审查堤防与铁路桥梁，一旦形势危急随时可予破坏——这套方案后来在随枣会战、鄂西会战反复启用。
抗战胜利后，黄泛区的治理拖了整整八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财政窘迫，重修大堤仍在纸上谈兵。1947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向参院提交预算申请时，已将“花园口”列为头号隐患。直到1950年，新政权集中劳力物资合龙原决口，黄河才重新回到旧道。
战争让人做出非常选择。李宗仁认为决堤“迟滞”与“援救武汉”这两笔账足以抵消牺牲；民众则把流离与饥馑刻在族谱。两种声音对峙至今，仍难有统一答案。毕竟——战略与人命之间，永远就是那条滚滚黄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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