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下旬，华南乍暖还寒。广州市郊外的军用机场上，一架里—2起飞之前，副司令员梁兴初忽然抬头望了望机翼，仿佛要确认这趟返乡探亲的行程不是一场梦。距离他上一次离开江西吉安，已经整整三十二年。
飞机落地井冈山机场时，天空飘着细雨。警卫员打着伞，小跑跟上。“梁司令，乡亲们肯定早在村口等您。”警卫员语气颇为兴奋，似乎相信等待梁兴初的将是一场锣鼓喧天的欢迎。梁兴初没答话，只伸手在衣兜里摸了摸那块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弹片震裂、后来又请老机修兵焊补好的怀表，那是他从不离身的纪念物。
车子拐进陂头街，街角老祠堂的砖墙仍旧斑驳。出乎意料，巷子里静悄悄，并没有簇拥的人群。路边的老乡大多低头快走，偶尔抬眼碰见梁兴初军装上的金星，立刻闪到屋檐下。那场面多少显得尴尬。梁兴初心里嘀咕：怎么回事？
进院后，只见母亲刘寿菊拄着竹杖，早已等在门槛，弟弟梁兴祜也红着眼眶。寒暄没过十句，门外却突然钻进一个瘦高的汉子，怀里揣着布袋，神色慌张：“梁…梁司令，这是打铁铺托我交的。”话音未落，三十枚银光闪闪的袁大头倒在桌面。汉子放下袋子，转身就跑。屋里顿时安静得只剩雨点敲瓦声。
梁兴初皱眉，声音压得低：“你这是啥意思？家里不缺钱，拿回去！”那汉子却在门外答了一句：“您高抬贵手，算我们后人心安。”随即脚步远去。母亲轻声解释：铁匠铺的师傅和老板娘都已去世，这些是他们子侄凑的，说当年欠你三十块大洋的工钱，怕你记账。
这番解释像一把钥匙，瞬间把记忆的门扉打开。十二岁那年，他被父亲丢进铁匠铺学徒。三年里，烈火、铁锤、鞭棍和粗口成了全部日常。最难挨的一回，他因没卖出铁犁被罚跪炉前，烤得脚底起泡。结业离铺时，老板直接扣下了应得的三十块“学徒工钱”，理由是“赔工具成本”。那时的梁兴初默默走出门，心里只有一句：总有一天要给穷人争口气。
想到这里，他抬手把银元推回袋子：“这钱收不收都不是事。师傅教会我打铁，也教会我吃苦。既然他们后人担心，就告诉他们一句——梁兴初不翻旧账。”说完，吩咐警卫员将袋子原封返回。
钱的事算了结，可村口的疏离仍让人纳闷。傍晚，几位长辈才道出隐情：前些年“右倾”风声紧，乡下人凡是和外地大干部攀关系，都怕惹麻烦，索性躲远些。弄清原委后，梁兴初只笑了一声：“怕也没用，咱为的是穷苦人，不是为个人。”
交谈间，母亲忽问：“兴初，你脖子上那块疤还疼吗？”她指的是1948年黑山阻击战留下的弹片口。那年初冬，他率38军挡住廖耀湘十万大军北援，五天五夜，衣服结成冰甲。夜半突围时，一颗机枪弹擦过锁骨，嵌进肉里。军医想取，梁兴初摇头：“等仗打完再说。”直到1951年回国，弹片仍在。今天疤痕发蓝，却成了乡亲们口中的“铁骨头”。
当夜，他与弟弟促膝。弟弟低声询问：“哥，彭总当年骂得真那么凶？”梁兴初点点头，嘴角浮出一丝顽皮：“骂得痛快，骂得对。不挨那顿骂，38军哪有后来五小时端掉德川的狠劲。”一句轻描淡写，揭过了第一次战役的尴尬，也印证了军中律条：慢一步可能误万里。
叫人意外的是，第二天破晓，村口挤满老乡，肩挑鸡鸭，手捧麻糖。原来昨夜几位老人说通了大家：“梁司令是咱们穷人的后生，他从火炉边走出来，还怕他秋后算账？”气氛这才热络。有人拉着梁兴初的手说：“阿初，当年你砸铁锤的力气，现在砸洋鬼子，我们服气。”简单一句话，让梁兴初的眼眶隐隐发热。
午后，他随母亲走到曾经的铁匠铺旧址。炉台塌了半边，锻锤锈迹斑斑。梁兴初蹲下，用指尖拨了拨炉灰，灰里竟埋着一截断钳。他把钳子掂了掂，轻声道：“当年靠它夹红烧铁条，如今夹过美国坦克履带铁皮。”母亲听不太懂，但能感觉到儿子对这方寸炉膛的敬意。
临别前，梁兴初请乡亲们吃了一顿并不奢华的晚饭。席间他只说了一句话：“梁家的后生若想出息，不一定去当兵，先把活干扎实。铁砧敲十年，槌声里有讲究。”话不长，却够分量。
第三天清晨，返程的吉普刚发动，铁匠铺那位后生急匆匆赶来，把那三十块大洋塞到副司令的车窗外：“我们家不收这钱，听您的！”说完转身跑了个没影。梁兴初望着银元，无奈地笑笑，随即交给警卫员：“替我捐给小学，买练习簿。”
引擎轰鸣，吉安的山影渐在车窗后退。袋子里金属碰撞，声音清脆，不似债，更像乡情。谁也没想到，几年后那所小学真的用这笔钱添了全乡第一架脚踏风琴，孩子们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38军军歌》。
旅程就这样结束。梁兴初回到广州军区继续忙碌，直到1985年6月离世，脖颈下那四枚弹片始终没取。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摆摆手：“留着吧，提醒我——铁要千锤百炼，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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