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给你唠唠这事儿。
话说1949年12月6号的成都，那冷得能钻进骨头缝里。
将军衙门监狱里头，黑灯瞎火的，跟个活棺材似的。
突然，一个特务扯着嗓子喊了声：“朱君友！”
整个牢房一下子就没声儿了。
大伙儿心里都门儿清，这叫到名，就是要“上路”了。
朱君友，这人不一样。
他站起来，没哆嗦，没喊冤，就跟平时出门一样。
他把他那唯一一个行李袋子递给了睡上铺的徐孟生，话不多，就一句：“我用不上了，留给你们用吧。”
他走出去，过道里黑黢黢的，两边的牢房里都是熟面孔。
他看见了杨伯恺，那是他的老朋友；又看见了王伯高，那是他沾亲带故的亲戚。
大家谁也没说话，就那么互相看着，重重地点了下头。
那眼神里头，有不舍，有鼓励，也有诀别，啥话都显得多余。
一辆黑漆漆的囚车已经在外头等着了，发动机“突突”地响着，像催命的鼓点。
朱君友被推上车，车子一头扎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他心里想，得，这辈子估摸着就交代在西门外抚琴台那片乱坟岗子了。
可他哪儿知道，他这条通往黄泉的路，半道上竟然来了个急转弯。
一、 “朱半城”里走出的叛逆少爷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朱君友这人，命好。
1917年，他生在成都一个大户人家，朱家。
当年成都人提起朱家，都得竖个大拇指，人送外号“朱半城”。
啥意思？
就是说他家老宅子大得占了半条街，前后九进的大院子，气派得很。
朱家是做煤炭生意发的家，富得流油。
他爹朱茂先，是个老派的文化人，喜欢舞文弄墨，也爱做点善事。
对自个儿的娃，尤其这个六儿子朱君友，没啥大指望，就盼着他能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别去瞎掺和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想想，朱君去家吃饭的碗，都是景德镇官窑出来的；墙上挂的画，都是些名家的真迹。
他这人生的起跑线，就是别人跑一辈子也到不了的终点。
可怪就怪在这儿，这么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少爷，偏偏不喜欢走他爹给他铺好的阳关道，非要去闯那条长满刺的独木桥。
1938年，抗战的火烧到了四川。
二十一岁的朱君友在成都街头，亲眼看到了那些学生娃、小青年搞的抗日宣传。
那股子劲头，一下子就把他心里的火给点着了。
他头一回跟他爹拧着干，偷偷加入了“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
后来，他接触到了《新华日报》，这薄薄的一张报纸，给他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一个跟他家那种锦衣玉食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这变化一开始，谁都没察觉。
到了1946年，朱君友已经是四川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了。
经人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地下组织的一员。
明面上，他还是那个穿着体面、说话斯文的朱家六少爷；暗地里，他已经是组织里管钱、管联络的重要人物。
他家，成了革命的“提款机”。
他把家里的金条、珠宝、古董字画，一样一样地偷偷拿出去换成钱，再一笔一笔地送到组织手里。
有一回，民盟的头儿范朴斋要去香港，没路费，朱君友知道了，二话没说，摸出五两黄金，还把自己订婚的戒指都给当了。
他哥朱君昌开了个建筑公司，也被他发展成了地下交通站，好多秘密会议就在那儿开，情报文件也从那儿送出去。
他爹朱茂先又不傻，慢慢也看出了不对劲。
知道儿子干的这些“出格”事之后，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骂他“败家子”、“不务正业”，一气之下，断了他的零花钱。
可这没能拦住朱君友。
他白天在家里装乖巧，晚上就躲在自己屋里，偷偷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拿笔记下来，第二天一早就交给交通员送出去。
他认准了这条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二、 将军衙门里的“生死歌友会”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11月，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眼瞅着就要完蛋了。
可越是这个时候，他们下手越狠。
一个冷飕飕的晚上，朱君友办完事往回走，刚到家门口，就被埋伏好的便衣特务给按住了。
他身上揣着的《新华日报》和一些宣传单，成了抓他的“铁证”。
他先被关进玉带桥稽查处，接着又转到了军统手里。
特务们为了让他开口，给他上了大刑，叫“鸭儿浮水”，就是把人四肢绑住，悬空吊起来。
吊了好几天，他两条腿肿得跟水桶一样粗，浑身抽筋，疼得死去活来。
可他硬是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一个同志的名字都没说。
最后，军统的档案上只能给他下了四个字的评语：“态度顽固。”
没辙了，军统就把他扔进了“将军衙门”。
这地方是军统在成都的秘密大牢，名声可响了，基本上是活人进去，横着出来。
到了这鬼地方，朱君友反倒踏实了。
他在这儿碰到了好多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有打了半辈子仗的老革命，有还在念书的学生娃，甚至还有他的亲戚和同学。
睡他上铺的徐孟生，是搞地下武装的行家；华西协合大学的女学生毛英才，脸上还留着特务的巴掌印，可那眼神亮得很，一点没服软；还有他川大的同学余天觉，每天放风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唱歌，什么《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那歌声在阴森森的牢里回荡，给大伙儿提气。
还有个叫吴惠安的，人称“独腿将军”，一条腿在打仗的时候废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腰杆子挺得笔直。
最让朱君友难受的，是隔壁牢房里的杨伯恺。
那是跟他一块儿干了好几年的老战友，两个人就隔着一堵墙，只能在放风那点儿功夫，远远地对上一眼。
那一眼，比说啥都沉重。
他们这群人，脚上戴着镣铐，嘴里却唱着歌。
死亡的影子天天在头顶上晃悠，可他们心里那点光，谁也灭不掉。
三、 十根金条换来的一线生机
12月2号，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从重庆发来一道密令，内容很简单，也很要命：“凡是定性为共产党的，不用审了，全部秘密处死。”
底下人问，啥叫“定性”？
毛人凤回得更干脆：“不用口供，只要情报说他有嫌疑，就够格了。”
一份36人的杀人名单很快就摆到了毛人凤的桌子上。
朱君友的名字，就在上面。
毛人凤拿起笔，大笔一挥，批了四个字：“一律枪决。”
死神的镰刀，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了。
可朱君友不知道，他前脚刚进监狱，他那个为他操碎了心的爹朱茂先，后脚就开始了行动。
这个曾经骂儿子“离经叛道”的老头子，这会儿豁出去了，动用了他这辈子积攒的所有人脉和家底，就为了救儿子一命。
朱家找到朱君友的岳父家，也就是杨家。
朱君友的媳妇杨汇川哭着求她那个在国民党四川省行辕当上校秘书的哥哥杨夷甫，说愿意把所有嫁妆都拿出来，只要能把她丈夫换回来。
杨夷甫看着妹妹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再想想当时的局势，最后还是点了头。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营救，就在这黑夜里悄悄展开了。
十根金灿灿的金条，分了两路送出去。
一路，通过杨夷甫，送到了省行辕的高官手里；另一路，更直接，通过军统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的亲弟弟徐季达，直接买通了负责执行杀人命令的环节。
钱和人情，在这黎明前最黑的时候，硬生生把鬼门关撬开了一条缝。
朱茂先也想多救几个人，可当时特务的眼线密得跟蜘蛛网一样，能保住他儿子一个，已经是烧高香了。
这才有了12月6号大半夜那一出。
朱君友被特务以“提审”的名义单独带走，押上了那辆死亡囚车。
车开到半山腰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特务突然把他身上的绳子给解了，另一个在旁边拼命给他使眼色。
朱君友脑子一转，立马明白了，他猛地一蹿，从飞驰的汽车上跳了下去，滚进了路边的黑林子里。
他就像一头受了惊的野兽，在山里连滚带爬，跑了一整夜。
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满身泥水地出现在城郊一个木材厂。
他活下来了。
四、 十二桥的枪声与幸存者的余生
朱君友跳车逃跑的第二天凌晨，也就是1949年12月7号，成都西门外的十二桥边，发生了一件惨案。
将军衙门监狱里剩下的32名革命者，被特务骗说要“转移”。
他们嘴里被塞满棉花，双手反绑着，一个个被推上囚车。
临刑前，那些特务连他们身上穿得厚实点的衣服和鞋子都给扒了下来。
那个21岁的女学生毛英才不肯就范，被特务一枪托打昏了，拖上了车。
在十二桥边一个废弃的防空壕旁，汽车的引擎轰鸣着，掩盖了密集的枪声。
杨伯恺、王伯高、余天觉、毛英才…
这些昨天还和朱君友在牢里相互鼓劲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血泊里。
有的人在最后一刻挣开了绳子，用尽全身力气高喊：“共产党万岁！”
杨伯恺在倒下前，看着身边的同志，平静地点了点头，然后和于渊一起高呼：“我们的死期，就是你们的末日！”
这32个人，加上之前在稽查处被害的3个人，一共35位，就在成都快要迎来曙光的前夜，倒在了黑暗里。
朱君友的名字，本该是这份死亡名单上的第33个。
二十天后，成都解放了。
找到烈士们遗体的时候，那场面惨不忍睹。
朱君友也活了下来，但他的心，有一半永远地埋在了1949年那个冬天。
他去看过十二桥的烈士墓，站在那些墓碑前，一遍一遍地念着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
他后来常跟人说：“我活下来了，可那么多好同志都牺牲了，这心里头啊，一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那十根金条换来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也让他成了这段历史的活见证，一个背负着32条人命重量的幸存者。
他的后半辈子，不再只是为自己活了。
如今的成都十二桥，松柏常青。
纪念碑上刻着的那些名字，都曾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走过的那段路，才有了我们今天站着的这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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