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的一个阴雨午后，64岁的范纪曼踏出上海提篮桥监狱，十根手指因为长期劳役显出灰褐色痕迹。街面冷风掠过，他却只用半秒环顾四周，旋即抬头辨认方位，迅速消失在弄堂深处——在隐蔽战线上摸爬滚打几十年，谨慎早已成为第二天性。
他来到陕西南路的一间老教员宿舍，推门时轻声提醒屋内的冯和法：“是我。”
冯抬头，看清来人，压低嗓子说：“外面眼线不少，先暖口茶再谈。”短短两句对话，写着彼此的信任，也暴露了上海依旧残存的暗流。
回想1925年黄埔军校那堂刺杀课，19岁的范纪曼一脸稚气，偏偏动作利落。三年后，他在北伐前线负伤，随后转战川北建立地下组织，情报与武装两手抓。谁能料到，峥嵘岁月抹不掉的身份，却在1930年代初的上海断了线——组织被破坏，他成了“单线漂浮者”。
正是那段“失联”时期，范纪曼靠木简书屋这块招牌在法租界撑起联络点，既卖进步书刊，又递送紧急密码报。1938年，他准确捕捉到日军重炮南下图谋，消息传到莫斯科前线，张鼓峰炮火当天夜里就把三山镇打成焦土。新四军、八路军内部谈起“那位姓范的书店老板”，皆竖大拇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着接收，国统区却满城风雨。范纪曼摇身一变少将专员，汽车一鸣，闯进提篮桥监狱硬把杨树田带走，活像映画片里桥段。也是这身军装，让他在1947年渗入国防部第二厅，源源不断地把战区兵力部署、后勤补给走向递回华东局情报组。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开打前夕，解放军参谋部案头就有厚厚一摞范纪曼的手迹。
1949年春，白色恐怖弥漫。中统在一名落网交通员身上搜到范纪曼送出的线装本，顺藤摸瓜将他抓走。审讯室里，灯泡直晃，他咬紧后槽牙一句不吐。4月11日凌晨，他用洗脸木板顶开竹篱笆，脸颊划出血口，翻墙而去。两周后，解放军入城，上海光复。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被安置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那一年他43岁，心里盘算的却不是职务，而是遗失了十多年的党籍。1950年春，他第一次郑重递交“恢复党籍申请书”。档案科回复：需调查早年党内履历及失联成因，材料不全，暂缓审议。范纪曼理解，可还是憋着一股劲。
谁料1955年“潘杨案”席卷文化教育系统，他因与案中人员有旧被定“包庇”，判20年。那年他49岁，蹲号子前夜，在日记上写道：“潮起潮落，惟盼清白。”没有愤懑，只剩执念。
1975年刑满后，他调至上海戏剧学院教舞台美术，月薪不高，却足够他买颜料画山水。熟人常见他在宿舍窗前摊开旧报，标出当年自己送出的军事数字，“这组三个师团，那张是第三战区兵力分布表”，嘴角不自觉扬起。没人比他更清楚，那些数据背后是多少战士捡回性命。
1983年底，全国开展历史冤错案复查。上海市高院重启范纪曼卷宗，交叉比对当年“潘杨案”讯记录，又向公安部调阅旧统战口供，结果一致：牵连证据不足。同年11月，市委组织部派员登门，询问恢复党籍意愿。范纪曼只是端正坐着，双手轻轻抚摩茶杯：“党籍若在，胸中那口气便顺了。”
1984年1月，组织批文下达：范纪曼恢复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党龄从1926年算起。文件送到他手中时，他沉默许久，只说了四个字：“终算归队。”那一年，他78岁，距离第一次申请正好34年，距离丢失组织关系已逾半个世纪。为什么前后耗到1984年？原因并不玄妙：
1. 早年地下斗争线索缺失，多数证人战乱中离散，取证困难；
1. 1950年代政治风浪频仍，审查趋严，个人说法难以被采信；
1. “潘杨案”罪名悬而未决，成了档案里的“硬伤”，必须先厘清。
只有等到平反运动全面启动，档案材料、幸存见证和中央政策三方同时“对齐”，恢复手续才能真正推进。
拿回党证后，范纪曼依旧拎着帆布包去上课。有学生问他为何不彻底退休享福，他摇头：“舞台背后那点灯光，不调准照到演员脚下，观众看不清。”一句小话，却像他毕生作风——人退到幕后，灯却必须准。
1990年12月6日，84岁的范纪曼因病离世，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他的事迹一直低调，直到那年7月1日播放的《老先锋队员的今天》纪录片揭开往事，孙辈才惊讶发现，朴素的“穷教授”竟携带如此传奇履历。镜头掠过时，老人曾笑说：“我只是把自己该做的补做完了。”
从1925年举拳宣誓，到1984年党籍归来，漫长回环见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守——偏差能够校正，时间终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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