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凌晨，皇姑屯铁路线上响起惊天巨响，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座车被炸得面目全非。这一声爆炸不仅宣告了张作霖生命的终结，也改变了张学良此后数十年的命运轨迹。六十六年后，1994年5月，一位两鬓微霜的华裔科学家从美国飞抵北京，他名叫张闾琳，正是张学良与赵一荻唯一的儿子。他此行肩负的重任，与那场爆炸埋下的历史暗线紧密相连。
落地的第二天清晨，北京初夏的风略带燥热。张闾琳在航天工业总公司参观时，面对我国新近研制的运载火箭模型频频点头。曾在NASA参与航电系统研发的他，能看出国产设备的每一处改进。他对陪同人员说：“技术不比硬件差，差的是机会。”短短一句，既是肯定，也是深深惋惜。参观结束后，他没有接受安排好的游览，而是径直赶往首都机场，目的地：沈阳桃仙。
飞机降落时已近傍晚，暮色笼罩着辽河平原。张闾琳从小长于海外，对东北的概念停留在母亲讲述的“老家”二字。此刻车窗外一排排白桦飞快后退，他却生出一种熟悉感。抵达沈阳市区，他先去了大帅府旧址。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曾经汇聚奉系权力核心的府邸早已化作博物馆。面对祖父留下的镶金匾额与八旗刀枪，他沉默良久，仿佛在搜寻逝去亲情的温度。
1940年，赵一荻为追随被软禁的张学良，忍痛将年仅一岁的张闾琳托付给好友伊雅格。从此，母子分离长达十七年。为了让孩子在战乱年代安稳成长，伊雅格对外宣称张闾琳是“克尔·伊雅格”。直到1956年，年过而立的他才从母亲的来信中得知真实身世。当年冬天，他在台北秘密探望双亲。狭小的看守所里，张学良拉着他的手，只说了三个字：“你受苦。”父子相视落泪，无言胜千言。
命运给张学良的四个儿子留下太多缺口。长子张闾珣因战争创伤引发精神疾患，1954年客死异乡；次子张闾玗醉心网球，却在1958年车祸丧生；三子张闾琪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张学良反复念叨的，便是唯一在世的四子闾琳。1994年的这趟归途，老人反复叮嘱：“替我回趟黑土地，替我给父亲磕几个头。”对此请求，张闾琳不敢怠慢。
5月18日清晨，张闾琳驱车前往锦州市郊南驿马坊村。此处丘陵不起眼，却埋葬着张作霖的棺木。墓园静谧，除几株老松与黄土隆起的封冢，没有更多标志。张闾琳脱帽，走到坟前，扑通跪下。陪同的妻子陈淑贞听见他喃喃：“爹爹托我来看您了。”声音嘶哑，随即泪如雨下。墓前石阶寒凉，跪拜持续了足足半小时。同行的工作人员远远站立，没人出声打扰。
完成祭拜后，他拿出随身的数码相机，拍下石碑、柏树与远处灰白的云层。录像里，他低声记录：墓碑完好，周围干净，无人破坏——这是要向父亲复命。张学良生前多次设想迁葬祖父至沈阳“大帅陵”。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让这一计划戛然而止。辽沈易手、故园难归，张作霖长眠原地成了无法更改的结局。张闾琳明白，此行若能证实祖父安好，父亲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返程前夜，东北的风乍暖还寒。张闾琳在沈阳宾馆房间里拆开锦州方面赠送的雨花石礼盒，石上篆刻七字：“千古功臣张学良”。他抚摸良久，又拿起当地老人送的柞木手杖。有人戏言，这手杖与当年张作霖拄的那根形制相似。张闾琳只是轻轻一笑，将两件物品包好放入行李，准备带回美国。
同年6月，他回到夏威夷的寓所。张学良靠窗坐着，年岁已高却精神尚好。听见儿子的脚步声，老人努力起身。张闾琳递上手杖，补上一句：“那边一切都好。”张学良接过，粗糙的指尖沿着木纹缓缓移动，忽而湿润了眼眶。客厅里没人言语，只余海浪拍岸的闷响。
张闾琳此后仍奔波于学术项目与慈善活动，但“东北一行”常常被他在演讲中提起。他对学生说：“家国记忆，不写在护照，而刻在骨头。”这些话对在座年轻人或许只是勉励，却是他六十年漂泊的真切体悟。
有意思的是，2004年他应邀回到沈阳理工大学讲学，提问环节里，一名大三男生问：“您当初跪在坟前，想的是什么？”张闾琳停顿数秒，只答一句：“我想到自己终于和祖辈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台下静得落针可闻，然后爆发出长久掌声。
张作霖之墓迁不迁，已无关大局；张学良晚年思乡，也终成遗愿。但1994年的那一跪，让张氏父子跨越半个世纪的别离，在中美两端完成一次精神合拢。历史的潮汐不停，人间悲欢却在细小瞬间凝固——一声嘶哑的“父亲托我”，足以让人读懂烽火家国与血脉亲情的交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