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11日，距离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只剩四天，北京城忙着给代表布置住地、清理道路标识，空气里全是“不能出岔子”的紧张。谁也没料到，午后一点，一声脆响打破了西直门内大街的春日暖意。
那声枪响来自“同乐饭馆”门口。店面不大，却挤满了赶午饭点的食客，木门一推，油烟混着酒气往街上飘。北京刑警五队的便衣刚在门口潜伏好，目标人物王连平还没咽完最后一口卤肉。“我们是警察，别动！”暗号一喝出，餐馆门口瞬间像被扔进了一颗手榴弹，炸开了锅。
追捕前，刑侦处接到匿名电话：王连平脚踩新黄皮鞋，正在“同乐”吃饭，可能携枪。十名便衣不到二十分钟就完成了布控。计划本来是“单擒”，可厕所回来的一名同伙赵延国恰好撞见抓捕，扭头狂奔，露出的土造火枪闪着寒光。副队长殷果芝一个箭步追去，刚跨进酱坊大院，“砰”——子弹擦着铁皮门反弹入脸颊，老殷当场倒地，鲜血沿着桌腿流出一条线。
街头立即失控。董世增端着五连发猎枪冲出来，一路射击，碎玻璃四溅。另几名匪徒抡刀、掷砖，行人躲得满地都是鞋。短短五分钟，两名警察重伤，一名路过的行人腹部中弹，111路电车挡风玻璃出现蛛网裂。有人大喊：“还有后门，他们要跑！”
枪声在二环路上空来回反弹，三百米外执勤的交警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下午一点零七分，受伤刑警借居民楼电梯间电话呼叫支援，北京市公安局警笛成片，西直门立交桥被临时封锁。苏仲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三分钟后下令：全城设卡，武器可实弹上膛。
不久，案情通过内线传真呈到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乔石批示只有十二个字：“全力破案，慰问伤警，决不姑息。”一句“决不姑息”，把这起案件的性质定调为“暴力抗法、恶性袭警”，力度之大，在当时极为罕见。
王连平等五人在混乱中四散。路世峰手铐未卸，被同街女老板阿季带进“雄林饭馆”厨房，用菜刀硬生生剁掉链环；董世增、赵延国、于月忠和赵英涛则钻进杨晓平的桑塔纳，直奔河北清苑县。车里，车外，小雨刚落，京冀高速被设下十八处关卡，巡逻车灯光像划破夜色的刀子。
13日凌晨，亚运村“惠亚饭馆”抓住第一条线索。赵延国窝在包间里，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对同伙嘀咕：“听说乔书记发话了，抓一个枪毙一个。”旁桌食客只当醉汉胡话，没想到窗外早已埋伏警力。凌晨两点，破门声响，赵延国举手投降，被带走时还嘟囔：“原想去法院自首，还是腿软了。”
同日夜，25名刑警随车急赴保定。雨没停，村路泥泞，车灯一晃能看见水洼里的青蛙惊跳。清苑县杨庄村的土院墙两米多高，几名刑警踩着对方肩膀翻进去，拉开门闩，其余人鱼贯而入。屋内灯光骤灭，有人拉栓上膛的声音清脆刺耳。“不许动！”冲锋枪枪口对准木窗，玻璃被打成碎星。董世增刚摸到后门就被顶住胸口，乖乖举起双手。
15日，西直门“3·11”枪击案主犯八名全部落网，仅剩“峰哥”路世峰。此人心狠且狡，先躲猫儿胡同地下室，又转战北郊楼群。4月30日凌晨，蹲守了三昼夜的刑警在昏黄路灯下认出他的斜肩轮廓，一扑而上，五人压住，束手就擒。至此，案件侦破宣告结束，用时五十天。
与此同时，老殷在协和医院整整昏迷了九十六小时，脸部弹片取出三块，但左颧骨永远塌陷。探视期间，刑侦处同事挤满病房，老殷睁眼第一句话是：“跑了几个？”同事回答：“一个没漏。”他才长舒一口气。
枪案影响空前。北京市民众自发给公安局寄去三百多封慰问信，医院门口排队献血的志愿者一度超员。北京市公安局为受伤民警启动人身保险理赔流程，最高赔付达万元级，在当年已属不小数目。
5月26日，初夏闷热。董世增、赵延国、王连平、赵英涛四人被押赴北京西郊刑场。行刑车驶过长安街时，街边行人侧目，车厢里却鸦雀无声。十点整，沉闷枪声划破林中鸟鸣，罪行累累的生命就此定格。其余同案犯分别获无期或有期徒刑，女老板阿季、杨晓平以窝藏、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五年至七年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案件直接促成了北京警方对流动治安的再梳理。1992年末，公安部出台《关于加强城市内部枪支改造及贩售监管的紧急通知》，河北白沟地下枪市随后被连根拔起，涉枪案同比下降近三成。可以说，西直门枪战虽是一场悲剧，却倒逼出更严密的防控体系。
回到那年三月，北京的春风仍旧温暖，只是西直门内大街那道子弹孔被玻璃匠换上了新窗。玻璃后面，锅贴油条的香味又飘了出来，人们买完早点踩着自行车匆匆赶路，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当夜深人静，老殷脸上的疤在灯光下泛白时，一场与死神正面搏杀的记忆，仍在北京刑警的集体记忆里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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