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天幕被一道耀眼白光撕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第二天，远在纽约上东区公寓里的李宗仁捧着英文报纸，久久无语。这位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七旬老人突然意识到：祖国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硝烟弥漫、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此时的北京传出“欢迎各界爱国人士回国参加建设”的声音，他的思乡念想被彻底点燃。
李宗仁的名字，在近现代史上并不陌生。1948年年底他继任副总统，次年1月在蒋介石“引退”后成为代总统。本想借“和谈”换来喘息，却因一封信将自己和宋庆龄推向尴尬境地。这封信如今已存入档案，但关键段落早已广为流传——李宗仁恳请宋庆龄出任行政院长，以“重振国策”，并称“盼夫人命驾莅京，随时承教”。字里行间诚挚有余，却掩不住一丝权谋意味。
当时的宋庆龄早已洞悉蒋、李二人欲“借壳续命”的算盘。她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大楼里反复思量后，只留下了一句话：“这些人真无耻。”随后她让助手廖梦醒拟稿，1月11日由《字林西报》刊登声明，戳破外界关于“宋庆龄出山”的流言。既不回信，也不赴南京，硬生生抽掉了李宗仁试图“改组内阁”的支点。
失了宋庆龄的支持，李宗仁不得不眼看大势东倒。4月，解放军渡江，南京沦陷指日可待；12月，他与妻子郭德洁取道香港远走美国。表面上衣冠楚楚，背地里却要为生计与医药费奔波，桂系旧部的援助也所剩无几。美国的冬夜漫长，李宗仁常在壁炉前发呆，翻看旧照，叹息声绕梁。
1956年4月，万隆会议上传来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演讲，海外中文报纸大篇幅转载。李宗仁读罢，忍不住给香港的程思远写信，盛赞“新中国立场光明磊落”。程思远旋即被周总理秘密邀访北京。那场三个小时的深夜长谈中，周总理一句话意味深长——“爱国一家，不分先后”。程思远带着这句话回到香港，再辗转美东，把信息原封不动传给李宗仁。
李宗仁很动心，却仍有顾虑。1958年，他试探性地致信李济深，吐露“归志渐坚”。1964年原子弹试爆成功后，踌躇变成决断。1965年2月，他在美国公开发表长文，呼吁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不可阻挠中国统一”。这番话直戳蒋介石痛处，也惹得台湾“老友”黄旭初、夏威连番来信告诫他“保晚节”。李宗仁摆手苦笑：“迟早得回去。”
7月17日夜，一架波音707从旧金山起飞，机舱里74岁的李宗仁紧握扶手。次日凌晨，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滑行停稳，他踏上久违的泥土地，喃喃道：“十六年前离开时，真想不到还能回来。”舷梯下，陶铸、周荣鑫等人迎上前。几小时后抵京，周总理在贵宾室张开双臂，“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李宗仁激动得只说了四个字：“总理，我回来了。”
一周之内，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相继接见这位昔日对手。相见的气氛轻松，却始终缺少一个姓名——宋庆龄。陪同的程思远察觉端倪：李宗仁每提起孙中山夫人，话锋总转，像是躲避一场债。那封“未得回音”的信仿佛还悬在头顶。
时间来到10月5日。秋雨初歇，李宗仁换上素灰中山装，亲赴宋宅。玄关一亮灯，他见到那张熟悉又威严的面庞，心中惴惴。宋庆龄微微点头，平静说：“请坐。”——短短两字，对话至此点到为止。
茶香氤氲，李宗仁缓缓叙旧，自陈抗战时期的艰难、内战时的犹疑、流亡中的凄苦。话锋一转，他取出一份泛黄信稿，说是1949年那封函的底稿，“当时局势危急，思路错了，求夫人宽恕。”宋庆龄合上信纸，只丢下一句：“真心为国，何来迟早。”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茶室一时寂静，连窗外丁香落地的声响都听得见。随后，她吩咐佣人加水，又淡然谈起全国两千万孤残儿童的救济方案。气氛缓解，两位老友终究找回共同语言——救国与救民。
从宋宅出来，李宗仁肩头仿佛卸下一块石头。他住进李济深旧居，九名工作人员协助起居，吉姆轿车天天待命。高富友送来安家费，李宗仁掂了掂分量，半开玩笑地说：“国家给得太多，得想法子挣回来。”言毕，他立起行程表，请求外出调研。
东北行成为归国后的第一站。沈阳的自动轧机、鞍钢的高炉、松花江畔的乳白雾气，都令他目不暇接。在大庆，他蹲在井架旁和工人合影，连连感叹：“原来‘大庆精神’不是口号，是全国人齐心干出来的。”吉林省委设宴，他举杯说道，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之快，“让人服气”。
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几家西方通讯社频频发问。有人追根问底：“李先生是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老人拍拍胸口答：“我是中国人，先得当个爱国主义者，这就够了。”整场发布会掌声不断。
1969年初冬，病榻上的李宗仁渐感力竭。他轻声嘱托郭德洁：“若有机会，再去看看孙夫人。”1月30日凌晨，这位曾在风雨飘摇中做过“代总统”的广西人，走完七十九年波折岁月。安葬八宝山的那天，礼兵抬着覆盖五星红旗的棺椁缓缓前行，北京的寒风尤其肃穆。
宋庆龄闻讯，派人送来花圈，挽联仅十字：“赤子为国，壬申长存。”两个世界，最终在这束白菊前重合，不留恩怨，只余历史本来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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