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的清晨，北京东交民巷还带着凉意。铁道部院门外，站着一位满脸风尘的青年，他的棉布衣服因长途跋涉沾了灰。卫兵上前，听他怯生生说要找“滕部长”。气氛不寻常——新中国刚诞生不到一年，中央机关戒备森严，凡是来访者都得盘查。被问到来京缘由，年轻人压低嗓门：“找父亲。”当守卫听到“滕代远”三个字时，明显一愣：部长的孩子？随即让他在门房稍候，自己进楼里请示。
此时的滕代远已过半百，头发花白。北方铁路急需修复，他刚开完汇报会，正趴在图纸上核算材料。听到警卫低声禀报“院门口有人自称您儿子”，滕代远抬头许久没说话。二十八年没同儿子见面，他心里像被什么猛地击中，眼角湿润，却只是摆手：“请他进来。”秘书递上青年带来的老照片。滕代远盯着照片，喃喃道：“眉眼像当年的红玉。”
门开了，青年深吸一口气：“爸爸！”声音发颤。部长的眼神里忽然涌起父爱的潮水，但他努力克制，先核对姓名、年龄，甚至家门口石阶的数目。所有答案一一吻合，他才伸手搭在儿子肩头：“山里娃闯到北京，不容易。”这一幕令在场的工作人员悄悄侧目——他们第一次见部长露出如此柔和的表情。
夜里，父子秉灯长谈，话题从故乡麻阳的稻田聊到部队转战的艰苦。滕代远起身翻出一条褪色的旧皮带，递给孩子。青年有些失望：“配新衣，怎么给我旧皮带？”老人叹了口气：“这皮带是南泥湾大生产时领导奖励我的。它见证我们在黄土地上种粮的日子，比新货柜里的带子值钱。”青年沉默良久，低头接过。
北京的秋天短暂而冷冽。半个多月里，滕久翔逛了故宫、登了景山，也看父亲在会议与文件间连轴转。日子一长，他终究说出了心里话：想留在铁道部谋个差事，离父近些，也好挣工资。那年，新中国百废待举，中央各部委汇聚了全国最有经验的骨干，铁道部更是紧张——东北、华北的残破桥梁需要抢修，西南大通道等待打通，人手始终紧张。乍看之下，安插一个年轻人并非难事。然而滕代远却摇头：“行不通。”
“为什么？我可以从最底层干起。”儿子低声辩解。
滕代远把茶碗往桌上一放，语气沉了些：“组织用人有规矩。父亲当部长，儿子来部里当职工，这算什么？再说，你祖父祖母年迈，你媳妇还要人照应。湖南老家缺的是劳力，不是京城多一张书桌。”他顿了顿，“我若为你破例，这间屋就坐不稳了。”
这样的表态，并非一时冲动。早在陕北岁月，他便给自己立了三条“家规”：不揩公家油、不向组织伸手、不带亲属上马。革命打天下靠的是公平与自律，一旦家人插队占位，官兵心里就会起波澜。1921年，他因家中包办婚姻与父母起冲突，甩手走出山村，后来一路投身北伐、转战井冈、再走长征，对情义与规矩，他心里分得清清楚楚。
提起那桩婚事，还得回溯到1921年。那年他17岁，被父母硬拉着迎娶比他大四岁的谭红玉。乡间礼俗简单，几案、红烛、喜堂，一切就算完事。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可不久，滕代远赴常德求学，旋即投向革命洪流。从此北伐枪声与白色恐怖、反围剿、长征把他和家人隔在两个世界。真正意义上的父子第一次谋面，偏偏要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能实现，这才有了1950年北平铁道部那绵长的拥抱。
话题回到当下。儿子滕久翔听完父亲的劝告，心里又酸又涨，却被说服了。他住满规定的探亲期，收拾行囊，准备踏上南归列车。滕代远去前门站送行，只压低声音叮嘱：“别拿我的名字求人，干好农会工作，比在我身边更有出息。”一句话斩钉截铁，不留一点回旋。
临别时，滕代远往儿子衣袋里塞了几张旧人民币，凑足了三十块。对那个年代的干部来说，三十元不是小数，可他坚持让人事处登记“私人馈赠”，不许以公款冲抵。这样的谨慎，是从革命根据地一路绷紧的弦。延安时期，他带队开荒，每人每天不到二两小米。正是在那样的锻炼里，铁的规矩扎根心底——枪杆子里出政权，规矩不立，则政权不稳。
时间拨回到1938年。那年初夏，八路军总部驻扎黄土高坡。一个老农挑着扁担，翻山越岭来到枣园。值勤的战士见老人衣衫褴褛，不肯放行。老人急得直拍胸口：“找儿子，叫滕代远，他当参谋长。”正是这次探亲，滕代远才说服父亲回乡解除旧婚约，为妻子重新许配他人。“我已投身革命，不知生死，你替我成全她。”短短几句，显出当年的决绝，也隐藏了对家人的深切内疚。
老人回乡时，滕代远只塞给父亲四张五角纸币和一只布荷包。乡亲们推测这位“当了大官”的儿子必定让老汉带了银元，可老汉摊开手，两眼浑浊又亮：“他自己还吃高粱米，我怎能伸手？”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家风口耳相传，后来成为远近乡邻教育子弟的故事。
新中国建立后，廉洁自律并非纸上谈兵。1950年1月4日，《共同纲领》刚颁布，政府即严禁“以权谋私”。滕代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长，更要以身作则。铁路系统是新政权命脉，每一张饭票、每一根枕木都与国家命运相连。他深知，一个亲属进京谋职，也许就会给人留下口实——“新官旧作风，换汤不换药”。于是，他宁愿亲情暂别，也不愿阵脚受损。
滕久翔返乡后，再度投身麻阳基层，配合县里推行土地改革，挨家挨户做工作。村里有人背后嘀咕：“有个部长老子，还至于吃野菜？”滕久翔听见，只是笑笑。每月寄来的三十元，按照父亲的吩咐，一分不敢乱花——买盐、买布、照顾老人，其余用于互助组的公共开支。用他的话说：“钱是老头子省下来的，一分都是公家的汗水。”
1955年，麻阳县建立初级合作社。滕久翔所分的工分寥寥，妻儿老小又增添了负担，日子仍捉襟见肘。看到社里分的红薯比别人要少，乡亲有些不平：“你爹是部长，补点钱不就得了？”他摇头说：“家里只要不断炊、冬天能裹被，就算好日子。”
滕代远并非铁石心肠。每到发薪日，只要有结余，他必将几十元放进信封，亲手写上“家用”两字。秘书曾好奇，部长的稿费可观，为何不多寄一些？滕代远合上收据：“钱尽可再挣，风气一破就收不回。”语气平实，却透着不容置疑。
铁道部的同僚对他的俭朴早有耳闻。出差时，他带搪瓷缸，上车接开水泡炒面；下乡调研，住的是最破的站台招待所。有人劝他“身份不同了，何必这样苛待自己？”滕代远轻描淡写：“修条铁路，要用多少钢？我省一升汽油，就能多跑一趟救灾列车。”这种观念，和他当年在战火中捡零碎煤块生炉子的习惯一起，牢牢写进骨子里。
1960年，困难时期笼罩大地。滕久翔的祖母病逝，刚办完丧事，母亲也随之病危。两封加急电报飞到北京。铁道部里，同志们劝部长回去一趟，毕竟是至亲。可他权衡再三，回电只写了两句话：“家母丧事务必从简，暂不回乡，望体谅。”那年头，铁路系统正抽调人力物力运送救灾粮，他无法抽身。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却摆手：“山里老少正盼粮车。我的孝心，不应该让政府买单。”
这份赤诚源自他年轻时的选择。1929年起，粤汉铁路工潮风起云涌，滕代远被派往沿线组织工运。那是他第一次深入铁路系统，才知火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民族命脉。抗战爆发后，日军炸毁铁轨，掐断补给，他咬牙带队抢修，把“政治生命”与“钢铁大动脉”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他顺理成章执掌铁道部，却始终保持基层干部的朴素本色。
有意思的是，滕久翔返乡后的人生并未因此暗淡。1962年，他调任麻阳县农业局，后辗转县人武部、林区工会，工资不高，却在群众中树起踏实的口碑。知青上山下乡时，他拿出自家仅有的旧书桌让学生用。有人问他：“就不想去北京看看？”他笑说：“等我把这片山头的茶树种好，再说。”
滕代远对自己也同样苛刻。1964年，铁道部机关集中调整住房，许多部长级干部都搬进了条件更好的四合院，他依旧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修的平房，雨天漏水，只在屋檐下钉一块铁皮了事。战友刘建章来看他，半开玩笑：“首长，现在可不是长征路上了。”他摆摆手：“房子差点不要紧，铁路好一点更重要。”
1965年春，他南下视察京广线整修。火车穿湖南山口时，他让随行人员停靠麻阳车站，悄悄走到站台，远远望了眼山那边的家，没惊动任何人。这是他与乡亲最近的一次距离，却依然没有相聚。“家中有儿，足矣。”他在日记里只写了这一行字。
1974年，滕代远因病调养，时间终于宽裕。他想补一补与长子、与家乡的亏欠。可惜多年劳瘁，身体再难支撑远行。这位革命老兵在翌年新春含笑辞世，留下的遗物，除了那条皮带，还有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记载的不是战功，而是每月寄回家的汇款数额。
七十余年过去，麻阳县的那排老屋早已翻修，院前的桐树也换了新枝。熟悉这段往事的乡亲还会说起一句话：“滕家教子，先教做人，再教做事。”这句朴素的评价，恰好为1950年那场父子对话作了最直白的注解——不占公家半分便宜，不让亲情阻了公义。铁路延展到大江南北，一家人的情谊却被置于更广阔的国家格局之中。正是这种舍私奉公的选择，铺就了后来无数列车呼啸而过的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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